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促进刑罚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和解产生消极影响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被动介入原则、价值平衡原则、综合评价原则。司法实践中,应以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犯罪客体为标准来把握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范围,只有单纯侵害个人法益或者所侵害的法益均属于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原则上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国家属性,解决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刑事和解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没有有效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设计初衷。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加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参与权,这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回到恢复性司法的轨道上。但是,不能过度强调被害人意愿,刑事和解的进行应坚持国家主导。对此,应实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有限回归,以刑事实体处分权作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界限,以法益作为确定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标准,进而设定刑事和解合理的适用范围。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二审抗诉制度之完善——以比较法为视角的展开

抗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二审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主要形式之一.目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应通过比较研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上诉、抗告等制度,从立法和体制方面对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制度做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给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造就了时代背景。再加上我国司法界已有的对刑事和解的大胆尝试，应否借鉴以及如何借鉴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已经摆在我国立法与司法界眼前。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完善，并与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刑事和解主体的理论划分与实证分析

主体是刑事和解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刑事和解主体可以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为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参与者、确认者与支持者.刑事和解主体的合理选择对于保证刑事和解的良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应结合实际情况,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选择适当的刑事和解主体.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事判决实证研究——以2015-2018年335份相关生效判决为样本

经过两部刑法修正案和一部司法解释的修订与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罪状模式和刑罚规则已较为完整。然而随着数据产业的深入发展，通过对该罪335份生效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可知，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规制存在保护法益滞后、法人责任追诉缺失、信息认定规则模糊、罚金刑适用差距大和缓刑适用不确定性高等主要问题。对此，应确立个人信息权为保护法益、优化法人责任结构、细化信息认定规则、完善罚金刑裁量标准和为缓刑适用注入确定性，以期进一步提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规制的实效性与法治性。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符合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其意义在于：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一定要明确在我国适用的条件、对象、模式和程序这几个关键因素。     

试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政治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要想被现行制度接受并贯彻执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刑事和解与我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和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契合性。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解读与完善展望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部分公诉案件被纳入和解程序。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保证案件处理效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从新法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来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活动还有一定差距。在对新法刑事和解三条规定解读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前提下,分析了新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之不足并展望完善之策。     

刑事和解的基本理念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与和谐社会理念的一致性决定了其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的可能。在设计刑事和解制度时不应该人为地限制和解案件的范围,对于达成和解的案件应有不同的处理。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论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制度建构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的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影响着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为此,应当增设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相关制度的建构应该包括对和解案件的范围、和解的主体与主持人、相关参与人、和解的内容与效力、和解的监督和制约等内容予以规范；此外,对重刑案件也不宜一概禁止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关键在于正确把握适用限度合理；至于对老年人犯罪案件如何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问题,除极少数案件之外,可以适当放宽适用刑事和解从轻处罚程序的限制.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C市T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

在构建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宽缓处理方式，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受现行法律制度、司法资源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对适用和解程序处理刑事案件在案件范围、处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较大的顾虑，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立法的层面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明确刑事和解案件的赔偿标准，建立加害人帮教机制。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