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浅析水陆画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

水陆画是佛教绘画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的产物,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其始于唐,兴于宋,盛行于明清时期,近世以来逐渐被人们淡忘。它是中国传统绘画工笔重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笔重彩的补充和发展,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碑刻铭文探析南诏大理国文化特征

碑刻铭文是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南诏大理国在我国唐宋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文化呈现出兼容性与和谐性的气质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南诏大理国文化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与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适应、融合并逐渐产生了独特的释儒文化的结果,是开放多元与兼容并蓄的产物。兼容,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即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宋代僧人与儒学的新趋向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宋代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在这一变革时期,宋代佛教与儒学出现了转型与整合的新趋向,这就是宋学形成前后僧人的儒学化与儒学的佛学化。这种新趋向对宋代学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出现有着学术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唐宋学术变革的角度出发,对宋代学术史上这一突出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以期使我们对宋代学术史及其特征有一个更为深切的认识。     

白族水神的历史嬗变及其意义

洱海流域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其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该区域的水神世界因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朝代更替和宗教兴衰等背景的影响，历经了一系列的嬗变过程。若以现有史料记载之先后为依据，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厘清其逻辑关系后取影响范围之广大者，大致可以将白族水神分为道教水神之水官，巫教水神之金鱼、金螺及赤蛇，佛教水神之白那陀、莎竭等龙王，以及本土水神龙王段赤城四类。历史上洱海流域的主位水神呈现出阶段性流动的特点，但是各阶段的水神元素却在白族人的宗教实践中迭代并存，相互融合，最终在现实中构建出一个多元的水神信仰结构。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浅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上。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作出了相应的推动。     

中国人过生日始于何时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是一个大事件。中国人过生日的习俗兴起于魏晋,唐宋以后大盛。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恰恰也是兴起于魏晋,唐朝以后大盛。佛教文化很重视诞辰日。很多佛教节日实际上就是各个佛和菩萨的诞辰日。在之前的中国人的意识里,一个人的出生日期     

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 ,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走向一体化 ,与此同时 ,佛教也在北方社会广泛传播。我们认为 ,作为该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佛教 ,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多元一体维度下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文化解读

以滇池盆地为中心的古滇国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石寨山型铜鼓及其纹饰为图像文本,将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纳入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中进行解读。石寨山型铜鼓的定名源于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上确立了铜鼓的"八分法"。石寨山型铜鼓在八大类型中独树一帜,纹饰特点鲜明,主要有翔鹭纹、羽人纹、牛纹、鹿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在对纹饰元素的整合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在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下,探讨石寨山型铜鼓纹饰形成的动力及其在由祀入礼、神权构建中的功用及意义。     

南传佛教本土化对傣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南传佛教通过主动与傣族本土文化的融合,通过文字传入、佛教故事、佛教教育机制、佛事活动生活化等途径实现了南传佛教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南传佛教内容和传播虽各有其径,但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佛理渗透、传播手段、教育机制等借鉴南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语言文字视域下的元代敦煌民族文化认同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敦煌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融入来自中亚、西亚各国以及西域、青藏、蒙古等地区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博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这既是敦煌文化的个性,也体现出了敦煌文化的特质。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大量民族文字文献,以及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宗教文化因素和民族因素,都表明来自中原的文化与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在敦煌和谐相处、交融互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最终融合成为别具一格的敦煌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是与各种外来文化互相融合而逐步生成的,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壮大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动例证。     

从大慈寺的社会功能论中国寺院的“人间气息”——兼论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进程

成都大圣慈寺,以其数以万计的壁画而闻名,除了作为僧俗佛教信仰的中心,同时还是成都士庶文化、经济、游闲生活的中心,发挥着一系列的社会功能,此可视作唐宋后都市寺院的普遍现象.与中国社会良性互动而造就的人间气息为佛教深入民族文化内核裹好了糖衣,由此观之,宗派义理的繁荣不能全然代表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一部佛教史,不仅是一部宗教史,也是文化史、民俗史、艺术史的综合.     

浅论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民族风格

小提琴是属于西洋乐器的一种,而中国民族风格的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则堪称西方乐器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机交融协作之后的特殊艺术产物。很多中国本土音乐家的小提琴作品中就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的高度借鉴与融合,使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也能够在演奏中较为完美地表现出传统文化及民族风情。有的小提琴音乐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从民族传统音乐作品中取材,但也融合了某些地域、民族及年代的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特色。本文对小提琴作品的民族风格的内涵及由来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发展民族化的小提琴创作及演绎艺术的相关建议。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浅论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民族风格

小提琴是属于西洋乐器的一种,而中国民族风格的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则堪称西方乐器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机交融协作之后的特殊艺术产物。很多中国本土音乐家的小提琴作品中就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的高度借鉴与融合,使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也能够在演奏中较为完美地表现出传统文化及民族风情。有的小提琴音乐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从民族传统音乐作品中取材,但也融合了某些地域、民族及年代的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特色。本文对小提琴作品的民族风格的内涵及由来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发展民族化的小提琴创作及演绎艺术的相关建议。     

略论辽金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在此时期北京地区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一是辽金以后有更多少数民族信众开始尊崇佛教。二是佛教理论体系化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提升。三是随着燕京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佛教的发展更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四是佛教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共鸣,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本文仅对此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简略表述。     

浅论中西方音乐交流

中西方音乐交流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部分,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的一部分,是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的一部分,中国音乐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分。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广泛的音乐文化融合的趋势,在大规模吸收汉唐时期的外来音乐之后,在中西音乐的沟通中得以体现。     

儒佛果报观异同之比较——兼谈佛教的本土化

因果报应的观念是佛教人生观、伦理观的思想基础.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报应观念,尽管佛教和儒家善恶报应观旨归相同,但是二者在善恶标准、主体承担、实现动力、实现过程和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到汉魏以后,佛教的果报观随着其本土化过程的实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并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为民众普遍接受,成为善恶行事的标准.作为一种观念,果报观由最初的简约状态发展到明代成为具有相当影响的民众信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也最终在中国生根发展.     

佛教在西藏的三次改革与中国化

文章所说佛教在西藏的三次改革,指公元8世纪莲花生的改革、公元11世纪阿底峡的改革、公元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宗喀巴的改革。这三次改革都是为了引导佛教与当时的西藏社会相适应,其所处时代也都是佛教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莲花生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扎根立足,阿底峡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全面复兴,宗喀巴的改革关乎佛教能否在西藏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承。这三次改革面临的问题都是佛教无法与当时的西藏社会相适应,无法满足统治者、民众信仰、宗教自身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莲花生直面苯教势力对佛教信仰的极力排斥,阿底峡直面佛教由于长期“禁佛”而带来的满目疮痍之相,宗喀巴直面佛教在世俗权力席卷中呈现的戒律废弛之颓态。在这三次改革中佛教对此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自我调节、自我变革,使自身不断地适应当时的西藏社会,为佛教在西藏的不断中国化铺垫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