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学作品中所见儒释相融思想

随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修身以道,治国以儒,治心以释的局面。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采取了崇佛尊儒的国策,佛教和儒家文化在西夏都得到发展,尤以佛教最为突出。西夏时期佛教已不单强调出世离俗,而更多的表现为入世合俗,佛儒共容相济,与社会接触,去劝化世人,把出世离俗和入世合俗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主要对儒释相融思想在诗歌、谚语及各类字书、韵书中的表现作一简要论述。     

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两重性。党项是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这一称谓最早见于《隋书》和《北史》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党项的活动，当始于北魏。党项的主宰者是强宗大族，直到李继迁建国，这种情况一直未变，而且“联络豪右”成为西夏政权的国策，强宗大族也就成为党项夏国的统治基础，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豪右”何以构成西夏地方之统治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阐述：其一，西夏地方政权是在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二，西夏地方政权依靠豪右的原…     

西夏德慧上师两种传承与汉藏佛教圆融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德慧上师的求法经历、思想演变等内容进行了补充,通过考证《大印究竟要集》及其注释文本,认为西夏高僧德慧上师的"大手印"教法传承,继承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吸收了许多汉传佛教的因素,是文化发展史上民族交往、交流的真实反映,成为汉藏佛教圆融的典范,这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征。     

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

在距今7个世纪,先后与宋、辽、金鼎力,统治西北广大地区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全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突出了民族特色,培养了质朴、诚恳、忠厚、坦率、慷慨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实现了党项、汉、回鹘、契丹、吐蕃等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联合和局部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对西夏、对党项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借助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从跃然于山崖峭壁的西夏岩画中探讨党项族社会生活的内容.为我们了解一个全盛时期西夏党项族的性格人生提供了佐证.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占卜与西夏社会研究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深远,党项人在做事之前都会做一个占卜来卜凶卦吉,乞求得到神灵的指点,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项民族的政治走向和军事决策。中原占卜学对党项占卜学影响颇深,党项的占卜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此外,虽然俄藏黑水城的占卜文献包含内容少,却是研究占卜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其内容全部被翻译成汉文,一些专门术语是西夏人通过对中原八卦的理解进行的解释和翻译,其中"术数"占卜在西夏更是流行了很久,它是把天干地支作为依据;与此同时"术数"还超过了"易经"占卜,它是以八卦为依据的,事实上天干地支和八卦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它们之间互相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当时西夏占卜生活产生了诸多指导。     

吐蕃西夏文化交流与西夏藏传风格唐卡

藏语称西夏为mi-nyag,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1】《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记西夏陵为“木纳西夏祖坟”,“木纳”即“木雅”minyag。【2】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到1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长达600多年,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     

西夏与敦煌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崛起一个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地跨令甘肃、宁夏两省的大部分,陕西、内蒙、青海三省区的各一部分,版图相当大.存在的时间也很长,仅正式立国就长达190年(1038—1227年).这个政权就是“大夏”王国,俗称西夏.当时,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今敦煌县和安西县)——古敦煌郡,以及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胜地就在西夏的版图之内.那么,西夏是什么时候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是怎样的?经济、文化的建设成就又是如何?……这不仅是研究西夏史的必要课题,也是研究敦煌史的重要课题.但是,对于这些课题,或者众说纷纭;或者尚未很好研究,这主要是材料太少的缘故.最近,借筹办日本邀请的《敦煌·西夏文物展览》的机会,我将手头积累的资料加以比较、研究;也看了一些新材料,有些心得,现提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浅谈西夏公文文风与公文载体

西夏在学习中原王朝文化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汲取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 结合党项羌民族的实际和特点, 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西夏文化。西夏公文是西夏文化的奇葩, 在近二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文风: 教化实用性增强, 艺术表现手法也更加丰富, 如骈体写作、叙议结合、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情调, 在写作上还增加了描写、对话等手法, 也将民间故事引入公文创作之中, 增强了公文的表现力。本文也对西夏公文载体进行了简单的探讨,说明西夏公文载体以纸质为主, 兼有金属、木质和石刻载体。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西夏文献所见黄帝形象研究

西夏文献中所载黄帝形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之一,另一种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西夏人为避免混淆,把前者译作“黄色帝”,把后者译作“轩辕皇帝”。对黄帝形象的塑造不仅各民族广泛参与,即便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也没有停止。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继续得到弘扬,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承。西夏王朝也曾经参与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进而认为黄帝是党项人的远祖,党项人是黄帝之孙昌意少子悃的后裔。西夏文献关于黄帝形象的记载,为论证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为黄帝历史形象塑造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

<孔子和坛记>是中古时期在我国西北地区产生的一部道家俗文学著作,其汉文原本已佚,唯西夏译本尚存.前人已经发现该书的叙述线索套用了<庄子·渔父>,本文则进一步指出其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这是唐宋西夏时代佛教与道教世俗化的反映.文章最后利用西夏译本对相应的汉文底本进行了构拟,希望能为西夏学和古代河西俗文学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西夏文《杂字》研究

《杂字》是西夏王朝时西夏人自己编纂的字典之一。有西夏文及汉文两个文本。本文对《杂字》的来历及文本做了简要介绍，对两个文本做了相互比较，对西夏文《杂字》的特点及反映出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文章最后还附有《杂字》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表。     

西夏官式建筑的文化特点--西夏王陵出土建筑构件之分析

本文论述了西夏官式建筑的艺术特征,着重分析了西夏官式建筑所展示的伦理道德,中原建筑传统以及吸收佛教艺术、突出本民族文化等基本特点。     

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

党项族在内迁后不乏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与汉族的通婚。西夏立国后 ,形成了以党项族为主体 ,包括汉、回鹘、吐蕃、契丹等多民族的封建王朝。族际通婚的现象在党项民族的发展、兴盛乃至最后的消亡中都十分显著 ,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西夏"秃发"考

本文对文献中记载的西夏秃发令和对它的种种解释进行了辨证,认为元昊颁布秃发令是为了恢复鲜卑习俗,使境内各民族认同鲜卑党项,为重建党项-鲜卑系统新王朝作准备.     

西夏宗义书《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初探

文章介绍《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并提供西夏录文和汉译。在此基础上讨论《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在西夏藏译宗义书中的地位,主要假设是西夏存在"大手印"和"大圆满"二种宗义书体系,《集记》似乎属于后者,即属于"旧译密咒"体系。文章认为,本文献内容显示其属于西夏本土佛教文献,系圆融汉藏佛教资料而成的宗义书。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王朝。它的统治民族称谓[弭](附录1),西夏时期汉译文为“蕃”,目前学术界一般称为党项(tangut)。近些年来对党项人亲属称谓和婚姻的研究也成了西夏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对当前西夏学的进展有重要意义。首先,在翻译西夏文文献时,元论是字典、词书,还是典籍、文书,都会遇到亲属称谓。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