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以西夏官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敦煌石窟西夏洞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图像是受11—13世纪新译密续经典影响下的题材,在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与敦煌本地传统壁画有明显的区别。此类壁画图像在洞窟中往往是汉藏共存、显密共融,集中体现出西夏佛教"圆融"的特点,无疑是理解西夏佛教的重要内容。借助西夏藏传佛教的大背景和黑水城藏传文献,判断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图像的"官方佛教"系统属性,或许对我们理解敦煌西夏洞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大度民寺考

大度民寺是西夏京畿的一所皇家寺院 ,今天宁夏银川市郊的高台寺遗址可能和它有关。在西夏仁宗执政的乾年间 ,这所寺院中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兼习 ,党项国师与吐蕃国师并存 ,可以视为 12世纪末期西夏佛教状况的缩影     

西夏宗义书《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初探

文章介绍《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并提供西夏录文和汉译。在此基础上讨论《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在西夏藏译宗义书中的地位,主要假设是西夏存在"大手印"和"大圆满"二种宗义书体系,《集记》似乎属于后者,即属于"旧译密咒"体系。文章认为,本文献内容显示其属于西夏本土佛教文献,系圆融汉藏佛教资料而成的宗义书。     

《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序及西夏汉藏佛教的一面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保存有西夏文《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的两个版本。其正文似为属于圭峰宗密体系中的《金刚经》的注释。本文主要讨论了该文献的序篇。序篇记载证明西夏佛教曾经存在"汉藏佛教圆融"趋势。据其内容所示,西夏佛学界的佛教史概念中不存在"汉藏"对立或分歧。由此,西夏佛学界把印度因明大师陈那,汉文译师鸠摩罗什,藏传佛教中的"黑小足"(帕当巴桑杰)视为同一人。文中有对序篇翻译及其内容的初步讨论。     

论夏与吐蕃、回鹘经济文化关系

西夏与吐蕃、回鹘在经济文化上具有较深的关系。吐蕃藏传佛教被西夏各届广泛接受，传播至河西地区。西夏历法源于吐蕃，藏语作为重要的宗教语言也深受重视，很多西夏人通晓藏语。回鹘文字是西夏文之外的第二文字。西夏佛教深受回鹘佛教影响，大量回鹘佛经被翻译成西夏文，回鹘僧人在西夏地位极高。吐蕃与西夏间的贸易主要是西夏以茶叶交换吐蕃的牲畜。西夏盛产的青白盐也是与吐蕃贸易的重要商品。西夏占据河西，向回鹘商人征收重税，同时还把回鹘的各种奢侈品转卖至周边政权。     

凉州会盟与西夏藏传佛教——兼释新见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阔端时期的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发愿文残叶的研究,厘清了西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来历,发现了西夏文译本的译者及此前未见记载的西夏帝师和国师,也补充了西夏灭亡后此经在凉州地区不止一次刻印、流传的经过,特别是真实地记载了阔端信奉藏传佛教,拜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为"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铺垫了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西夏时期接受、发展藏传佛教对"凉州会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西夏佛教序跋题记的史料分析

西夏佛教序跋题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表现在西夏佛教史的构建方面,保留有不少印度佛教史料、吐蕃佛教史料以及蒙古汗国及元朝佛教史料。此外,也保存有不少非佛教史料,在职官、族姓、地名、国名、年号等等方面也有一定研究价值。西夏佛教序跋题记作为史料使用时,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有些材料本身存在讹误,需要辨正;有些材料易导致误读,需要厘清;有些材料尚未能解读,需要考证。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滂汀巴昆仲与上乐教法在藏地和西夏的早期弘传

本文通过藏文文献材料的发掘,揭示出后弘期初期尼泊尔著名的上乐教法传承上师滂汀巴昆仲(■)曾在甘青藏夏交界地带活动的历史故实。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讨论了其本身在早期印藏上乐传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同时期西夏上乐教法初传的密切关系。同时,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后弘期初期滂汀巴昆仲对于沟通印、藏、汉佛教所作出的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西夏儒学的发展和儒释关系初探

西夏早在立国之初,儒学就有一定的发展,经元昊、谅祚、秉常几代发展,到乾顺和仁孝时,进入兴盛时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设立为西夏培养了大量人才。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和崇信,但崇佛并不排儒,二者并行不悖。此时的儒释关系已不是以往历代上彼此间的斗争和儒学排斥佛教的关系,它们更趋于融合和协调。西夏利用儒、释这两大精神支柱共同维护着它的统治。     

西夏文学作品中所见儒释相融思想

随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儒释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修身以道,治国以儒,治心以释的局面。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采取了崇佛尊儒的国策,佛教和儒家文化在西夏都得到发展,尤以佛教最为突出。西夏时期佛教已不单强调出世离俗,而更多的表现为入世合俗,佛儒共容相济,与社会接触,去劝化世人,把出世离俗和入世合俗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主要对儒释相融思想在诗歌、谚语及各类字书、韵书中的表现作一简要论述。     

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

本文是作者研究敦煌莫高窟第 465窟壁画的系列论文之一。文章通过对莫高窟第 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 ,进而比较第 464窟与第 465窟之间花卉图案的细节 ,确认两窟的壁画大致绘于同一个时期 ,然后将莫高窟北区这两窟出现的上师像冠帽样式与榆林窟及河西石窟所见西夏上师冠帽样式对比分析 ,确认它们最初来源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莲花帽 ,是西夏上师的典型冠帽。最后讨论了第 465窟壁画大成就者像贴附纸条与此窟年代的关系。根据以上论据的逻辑联系 ,可以确认莫高窟第 465窟壁画是西夏时期的作品     

西夏文译《正理除意之暗》初探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是目前藏学界与西夏学界都重点关注的话题。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对西夏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对显教义理文献涉及较少。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译藏佛教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能够代表藏传佛教后弘期"经院学"传统的文献。对这些文本的对勘与研究能够对藏学及西夏学研究做出三方面的贡献:一、理解夏译藏的语言体系;二、厘清藏传佛教在西夏更为完整的传承史;三、以西夏材料反观前弘期初期的藏传佛教史。文章成功同定了夏藏文本的《正理除意之暗》,并讨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西夏译量论文本,指出整个桑浦量论传统在西夏时期深入传播的历史可能。     

元朝之前河西走廊的交通及藏汉佛教文化发展交流交融综论

从汉至西夏,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形成了连接四方的交通网络。河西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咽喉要道,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这种重要的枢纽地位使河西走廊在元朝之前佛教文化不断积累发展,并形成了两次佛教发展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五凉时期,这里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第二次高峰在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在此得以弘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河西走廊的佛教都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榆林窟第3窟不空羂索五尊组像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汉藏文文献中的相关仪轨,对甘肃瓜州榆林窟第3窟北壁金刚界曼荼罗上方的不空羂索五尊像组合进行辨识、研究,并结合尼泊尔、西藏的同题材造像来分析西夏不空羂索五尊组像的构成内容与特征。西夏时期的不空羂索五尊组像是迄今所见依据巴哩译师一系成就法绘制的最早图像遗存,体现了西夏画师对新题材的敏感认知,以及西夏佛教艺术的强大包容力。     

再论西夏帝师

西夏政府效仿中原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当帝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校勘和译释等工作,为西夏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笔者通过对西夏佛经和藏族史料的整理,对以往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西夏官式建筑的文化特点--西夏王陵出土建筑构件之分析

本文论述了西夏官式建筑的艺术特征,着重分析了西夏官式建筑所展示的伦理道德,中原建筑传统以及吸收佛教艺术、突出本民族文化等基本特点。     

论《大乘要道密集》的成书

学界近年来对《大乘要道密集》的关注和研究都在不断加深,但对其成书和流传仍所知甚少。作者通过对《大乘要道密集》的著译者、文本内容及传承的细致分析,将其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教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相比对,发现《大乘要道密集》集中了西夏、元、明三个不同时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其主要内容是一部萨迦派道果修法的仪轨集成,也包括一些其他的仪轨,并提出在《大乘要道密集》中多次出现的莎南屹啰或应为一位明代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