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人才思想

司马迁的人才思想王守雪司马迁对人才方面的问题没有专论，但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文化伟人，他伟大的著作《史记》己载了大批的人才，他生活的时代是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司马迁是怎样看待这些人才的，又是怎样描述他自己的，这就表现了他...     

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远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世界上出现了一部最早,最有名,而且一直流傅到现在的通史著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这部伟大著作“史记”,对中华民族从傅说时代中的黄帝开始,直到作者当时汉武帝时代为止,约计三千多年来整个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斗争的历史,作出了总结性的记錄。同时,司马迁又是一个善於创造优美文学的巨匠,由於他的惊人劳动和卓越才华,在文学语言的发展历程中,他这部伟大著作为中华人民乃至可以说为世界人类创造了光辉的范例,从而在人民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这部伟大著作,不但是一部历史名     

论司马迁与儒、道、法之关系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赶上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波,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必须首先研究先秦诸子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诸子的认识。     

及物性与语言的主观性

及物性作为一个表现经验的系统和语言的主观性有内在的联系。及物性传统上被认为是小句的特征：一种动作由施事者传递给受事者,但并非所有的小句都包含有施事和受事,因此语言的编码是有选择性的,在话语事件中对不同参与者的选择往往是出于话语者主观表达的需要。通过论述表明,及物性程度的降低可以导致主观性增强。     

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后战国时代的一种思想史分析

廷议程序根本上是一个反复呈现和不断强化君臣秩序的合法场所.在秦帝国的专制法治主义政治中,这种令人畏惧的廷议就已经达到程序化的水准.透过"皇帝之威"与"皇帝之贵"二者的理念差异,我们也许会对泰政与汉政在廷议程序中的不同要求和处理手法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     

概念解读与话语空间的建构路径——以“议行合一”的论辩逻辑为线索

话语空间的大小表征着一个问题可以辩论的可能性大小,而概念解读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很多学术争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概念解读的差异有关。而造成概念解读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理论上的,可能是实践上的,也可能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离。当然,这还可能与解读主体的自主性密切相关。因此,一个论题话语空间的大小是其论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理论——实践逻辑以及解读主体的自主性等因素共同形成的。换句话来说,这些因素都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基本路径。实际上,以“议行合一”的学术争论为线索,可以发现这一论题巨大的话语空间,正是按照以上路径得以建构的。从这些路径出发,“议行合一”的话语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开拓。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腐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司马迁罹祸被刑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这一点似乎尚无人论及。司马迁的思维空间一直停留在“百家争鸣”时代，又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因，“李陵之祸”不过是外部条件。受刑后，司马迁彻底地认识到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为了完成父子相传的伟大事业，他隐忍苟活，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悄然而逝。     

廷议制度赘言

《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刊载的林乾先生《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以下简称《廷议》)一文,是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笔者认为,可用行文简约、立论公允来概括《廷议》的特点。近几年来,史学论文似乎有“轻宏观,重微观”的倾向。见诸报刊的论文,大多是研究具体而微、时空很狭小的问题,故有人戏称之为“小题大作”;而     

量刑监督权与检察权关系刍议

检察机关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应充分发挥其法律监督的职能,积极参与到量刑规范化改革这一重大司法改革活动当中。但行使量刑监督权的前提是明晰量刑监督权的性质,厘清量刑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的关系。检察权是包括公诉权、侦查权、监督权在内的统称,但其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在法律监督权中,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监督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其中,实体监督又可细分为定罪监督与量刑监督,量刑监督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     

战国诸子叙事与中国古代史传文的成熟

中国古代史传文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但直到司马迁创作的<史记>问世后方臻成熟境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战国诸子叙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无论是在叙事结构安排、人物刻画手法,还是事议兼顾的叙事精神,战国诸子叙事实践都对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的时代特色

《史记》撰就于汉武帝末年,是当时文化学术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探讨它所体现的时代特色,对认识这部史学名著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拙文拟从四个方面试加论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史记》既产生于大一统亦表现了大一统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古今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史记》能形成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汉武帝时期全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在内部,经过削平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简评汉武帝黩武之弊——兼及司马迁的良史之笔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发动长达四十四年的战争,这场马拉松式的战争,用兵之频繁,耗费之巨大,为中国历代帝王所罕见.汉武帝的黩武政策造成严重弊害,国库匮乏,民不聊生,致使西汉政权岌岌可危,几乎重蹈秦亡的覆辙,尽管汉武帝在晚年下诏罪己,停止对匈奴的征伐,但从此鼎盛的西汉帝国江河日下,一蹶不振.做为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历史时,能实录史事,不曲笔奉迎,将汉武帝的黩武及后果载入史册,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非凡胆识和高贵品格.     

明代的廷议制度

廷议亦称朝议、集议,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集权的封建帝王,为求集思广义以便事理斟酌至当,为谋弘听广纳以防臣下专擅欺蔽,在对重大国事作出决定之前,先交部分大臣聚议的一种政治制度。由于史料阙如,世人于此极少论述,弄清这一问题,对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古代社会都不无裨益。笔者试根据手头的部分材料,就明代廷议的形式、内容、特点及其对明代政治的影响略谈些粗浅的看法。     

司马迁受宫刑而愤书的心理分析

成琐在1991年第4期《人文杂志》发表如题文章,对司马迁由受宫刑到愤而著书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由于司马迁所遭受的是宫刑,所以作者首先从分析司马迁的性心理入手。指出到司马迁时代,对生殖器的羞耻意识已沉积在每一民族成员的意识之中。生殖器被阉割,对司马迁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不能不是奇耻大辱。同时,对司马迁这样已有过性生活体验的人,他的被阉割必然要造成极大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

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司马迁的新思想、新观点产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对思想控制的时候,实在难能可贵,是值得认真清理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

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试论对比话题与对比焦点

信息结构中有两个重要的次范畴：对比焦点和对比话题，这两个次范畴由于形式与功能上的相似性，经常容易发生混淆。徐烈炯、刘丹青提出了一种焦点范畴——“话题焦点”，但这种范畴实际上是一种“对比话题”，而并非是焦点的一种。对比焦点与对比话题虽然都是表达对比功能，都可以携带重音，但二者在句法表现和话语功能上仍存在诸多差异。     

当下文艺学思维的现代性重建

作为一个种种新潮的观念和方法的汇聚与展示的集中地域,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思维在近些年来可以看作呈现出一种现代性重建的趋势。当然这种现代性的重建,并非是在一个理论话语的主题的意义上展开——在这一意义上,即便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后现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正日益引起史家的注意。有的同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他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走上了扼杀经济发展生机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及其所必然的理沦”。笔者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在揭露和批判汉武帝经济专制政策方面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对称司马迁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的说法,则不敢苟同。由于对“善者因之”这一思想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此论列一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