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朝鲜书院的展开过程当中出现的士林系书院观

在朝鲜16世纪开始的士林书院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打压,士林系书院观发生了由原先的讲学转到研究学问再到重视祭祀的变化。到18世纪,书院的讲学功能逐渐丧失,而祭享成为其主要功能。     

朝鲜时代书院讲会的发展及特征

朝鲜时代的书院讲会产生于16世纪后半初期,进入17世纪初期,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并形成一种制度。18世纪以后,书院教育中讲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朝鲜时代的书院讲会基本上与明清时期中国书院的讲会大同小异,但还是从几个方面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韩国书院与乡村社会

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朝鲜时代后期的韩国书院问题,书院与乡村社会的有机关系特别是与乡村统治势力之间的互动值得关注。从书院与乡村社会史、乡村统治的演变与书院组织机构、书院的本家化倾向等入手,皆是展开研究的有效途径。     

16至18世纪世界史书写与“比较思维”的兴起

16至18世纪是世界史书写兴起的时代，欧洲各方人士汲取新大陆及其他非欧洲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知识，勾勒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并对其做出比较和勾连。早期世界史写作不仅是19世纪现代种系发生学和人类学的前奏，也是“比较文学”诞生的前提条件。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基督教视域下的人类同源论将欧洲以外的“异教”民族纳入《圣经》叙事。随后，法国的贝尔尼埃、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尝试从自然环境和制度传承的角度解释不同社会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族间差异。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反启蒙”思潮，在认可各民族基本共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化观念的雏形。正是在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世界史写作从基督教一元论转向了对民族性格同异关系更为哲学性的思考，孕育了现代“比较思维”，凸显了西方现代性的世界性起源。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四川藏区的商品经济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古老的封建的中国开始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变化是不平衡的,就四川来看,它比东南沿海要“变”得慢一些,晚一些,而就川边藏族地区来说,它就更加“变”得慢一些,晚一些,但是毕竟还是“变”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从东、西两个方向渗入四川,这种“变”开始对四川藏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发生影响,并使其具有时代的和地方的特点。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试论日本法西斯形成的特点

法西斯主义从本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曾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表现也有所不同。日本法西斯在其形成过程中亦具有独自的特点。日本法西斯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的结合。“军部势力”是指以参谋本部为首,包括海军军令部、陆军省、海军省、天皇侍从武官、军事参议院等一股军人政治力量。“民间势力”指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法西斯政治力量。“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是日本法西斯力量中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共同推动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民间势力”为法西斯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法西斯思想最早出现于民间,形成许多流派。如“国本主义”、“日本主义”、“农本主义”等等。影响最大的是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他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什么是真正的武士道思想

日本武士这一社会角色出现于平安时代中期，在平安后期势力迅速壮大并取得政权。自镰仓时代至19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末期，武士政权在日本历史上持续了近700年。贯穿武士社会的伦理思想即武士道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战国时代以前，武士道主要表现为“恩”的社会意识，战国时代表现为“生”与“死”的社会意识，江户时代则表现为“敬”与“诚”的社会意识。无论哪一阶段，武士道思想的极端性都是昭彰醒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