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变迁——以1887—1932年《叻报》广告内容为中心

《叻报》是新加坡近代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叻报》广告以其庞大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殖民背景下,中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给新加坡华人社会带来冲击和影响,其社会生活既保留了中国的传统,又接受了某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形成了华人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社会风貌。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洪秀全与曾国藩文化观之比较研究

洪秀全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较量的不同胜败结局 ,其深层原因主要不在于战场上的得失多寡 ,而在于各自对于中西文化的认知与抉择程度是否符合当时特定的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具体说来 ,洪秀全对中国传统文化既否定又依恋 ,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维护又超越 ;洪秀全对西方文化中宗教神学等予以改造利用却缺乏全面认识 ,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加以抵拒的同时又对科技为主的物质文化予以认同 ,是二者文化观的主要分歧所在 ,并因而对中国近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的近代转型

从传统民事调解制度着手,在传统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采用了调处息讼,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西方法律文化也在不断渗透,对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确立了近代民事调解体制。这种变革和转型与传统法律制度的转型是相伴而生的,又具有自己特点。     

上海租界与文化融合

在近代中国先后存在的二十多个外国租界中 ,上海租界设立最早 ,面积最大 ,历时最久。租界的存在 ,为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近代上海因中国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和近代性因素 ,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同时上海社会移民人口特点 ,传统士绅角色缺位 ,使得近代上海文化呈无霸权状态 ,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上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 ,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分析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上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创造了辉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制,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近代,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商帮一样遇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本文拟从地理环境、经营领域、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文化、近代命运等方面,对历史上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展望未来。     

《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此即所谓“西     

龚自玲性格及其对今文学派精神之蹈厉

龚自珍“狂”、“怪”、“呆”的人格特征是在传统社会面临崩解、西方文化山雨欲来的冲击下形成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的“异端”符号。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召唤着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型转化,龚自珍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龚自珍由汉学考据转向经今文学,而又不谨遵常州学派之家法,以今文为工具议政,具有近代鲜明的思想意识,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

正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问题,自民国以来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传统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近代史学。像中国这种文化悠久的国度,其传统史学是近代史学不可绕过的坎,也是不可舍弃的资源。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都是中国传统词汇经由日本与西方概念对接的结果。以明清为例,许多史书和史学观念,在受西方史学影响下的近代     

论湖南近代社会动员的乡土性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湖南现象,即指在社会转型期湖南乡土社会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典型的历史征象;通过剖析近代湖南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社会动员,即卫道救时反教的乡土社会动员、维新排满民族革命的乡土社会动员、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社会动员,可以回答关于近代湖南现象的历史诘问,揭示近代中国湖南现象的本质;按“三个代表”思想对湖南近代历史进行矢量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动员的乡土性决定着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农业社会初度转型的成与败。     

秦司法文书“当腾腾”用语释义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木牍司法文书中出现的"当腾腾"用语,学界以往的理解均未达诂.本文从秦法律制度、公文要素及文字训诂三方面考察,指出"当腾腾"应做"当传(zhuàn)传(chuán)"理解.它是秦过县长途公文传送中,公文发文方告知接收方文书传送方式的交代语,意思说文书由驿传传送;"当腾腾"所反映的公文驿传传送方式,在一定条件下,秦人又表述为"以次传"、"以县次传".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     

1909-1910年湘鄂米禁研究

晚清湖北向赖湘米接济，其救灾颇倚重湖南。1909-1910年两省同遭灾殃，湖南拟采用限制性米禁政策，兼济湘鄂民食，然而，遭到列强的抵制。在中外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矩，惧外欺内；湖北无视湖南同样灾重乏粮的事实，落井下石。湖南在内外夹击下，难以及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     

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香山文化于近代横空出世,引领了岭南文化的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走向和社会转型。作为岭南文化的奇葩,它承沿于传统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从历史地位来看,它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它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

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运行不断完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政府的工作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法律法规的规范力处在较低层次上，社会成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需求的现实满足程度还偏低。实现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必须把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等充分激活，让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充分进发。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对法治湖南建设的启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地方自治的思想先驱,他始终高度重视地方自治,提出了＂以县为民权之单＂、＂践民权之真义＂、遵＂地方自治之次序＂等地方自治思想,并且还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制度、规范,不但对近代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及《湖南省宪法》的颁布有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当今湖南省在＂四化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倡导的法治湖南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