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开放社会”思想的启示及其困境

“开放社会”被波普自诩为权威社会的敌人,然而他在毁灭旧权威主义的同时,却陷入了新权威主义的陷阱.波普从理性的批判入手,企图建构批判理性主义,并将这种立场贯穿于其政治理想“开放社会”的演绎过程中,然而在政治理想范围内展开对理性的批判,其结果是重新把理性推向权威的祭坛,使其“开放社会”埋下了理性权威主义的种子.从“开放社会”的实现过程来看,“开放社会”仍然在权威的引导下规范社会道德和个人行为,这也导致“开放社会”不“开放”.     

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不囿于探讨纯粹政治领域中的博弈规则,而是致力于回应和解决自己把握到的时代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甚至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政治国家”是要消亡的,因为“政治国家”即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矛盾的一种症候。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近代政治哲学是从属性的并且有着明显的限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向度。这一社会向度反映了马克思对于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到见解,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公共利益,政治活动的根本目标就是利益协调,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公共决策过程是一种不完善程序正义,无论何种程序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保证杜绝不正义结果的可能出现,所以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导入一种抑制性程序,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在具体的公共决策中实现还要经过程序的选择.     

农户经济理性问题的理论争论与整合

西方农民学研究中形成了实质主义“道义小农”理论、形式主义“理性小农”理论的争论及“综合小农”的理论综合,对中国小农经济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小农经济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处在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过程中,其经济理性行为能力逐渐增强.这些变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     

去政治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迅速崛起,吸引了学术界关注的目光.然而,对于那种具有“合法”身份的民办社会组织而言,究竟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策略,来适应现行的制度环境并持续性地获取社会资源,却是当前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从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个案来看,其采取的生存策略是“去政治的自主性”,这是一种适应“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的有限自主性,是一种主动或有意识地压缩了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自主性.“去政治的自主性”是当前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产物,亦是当前中国民办社会组织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论媒介融合时代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律制度与其民主政治、经济自由与管制密不可分.在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公共利益始终是其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立法宗旨、具体规范都是围绕公共利益而确立.如今,在媒介融合时代,管制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属于传统广播电视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保障的问题.     

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意见中,所谓“大民主”或“票决民主”的主张都是不可取的,民生政治应当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民生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即人民的吃饭问题或反贫困问题:民生政治将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出发,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生政治又是一种以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为支撑的平民政治,它从基础上提供国家建设的动力,以民意为归依,以共享共治为目的,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     

法理视野中公共利益之边界

公共利益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界定及其界定程序,在现实中引发了一系列带有普遍说明性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从受益主体和利益内容两方面人手进行分析,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共同利益有一定的区别。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的利益协调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以满足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利益协调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统筹兼顾等基本原则,立足国情与时代发展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加强利益协调、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为改善民生提供制度保障。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是由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利益矛盾调处机制、利益约束引导机制、公民权益保障机制等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政治领域中的人性——经济人假设评析

经济人假设中对理性的理解拓宽了政治学的理性概念 ,为分析人的行为和制度分析提供了一致的基础。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均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批评 ,自利和理性并非人的永恒本性 ,也不应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趋利避害 ,人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政治学家则认为与经济活动相比 ,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人的政治行为难以全部理性化。     

中国公民意见表达的基本特点与中国政治文化

意见表达是政府运作的开端。但是,一个国家具体的意见表达方式,会因国情民情的不同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文化传统相适应,中国公民的意见表达具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表达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使公民的意见表达表现出暂时的“不平衡”态势。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正在积极探讨各种适应自己实际情况的意见表达的新方式。     

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时代价值

利益在社会发展运行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利益决定着民心向背,决定着革命和改革的成败。利益与利益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准和客观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