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

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庸>密切相关,其中就涉及朱熹解释<中庸>的方法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活动以朱熹为解释者,以<中庸>作为历史文献和解释对象,把朱熹与<中庸>联系起来的就是解释方法.这个解释方法不仅包括语言解释、心理解释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理在<经>文内"的研究思路.朱熹<中庸>解释方法具有历史性,这与<中庸>本身特点以及朱熹师承渊源等有关.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的主要内容

文章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即从读者出发,理解经典;从文本出发,探求本意;从义理出发,追根溯源。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阐述,以期达到对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新哲学的诞生地——重读《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马克思把实践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 ,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真理的标准问题、唯物史观问题作了经典的表述 ,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 ,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理解和解释如何可能──伽达默尔释义学的根本任务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释义学根本缺陷在于只把理解与解释当作一种方法论，而没有从本体论上探究人的理解如何可能，理解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比方法论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给哲学释义学规定了一项根本任务，即探讨人类理解和解释如何得以可能。笔者认为，正确把握这一任务，是深入了解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的关键。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对朱熹解释思想的再思考——以《大学章句集注》为例

中国传统古典文献的诠释与解读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而朱熹作为解经大家尤受关注.本文试图以朱熹晚年的代表作品<大学章句集注>为例,说明现存的朱熹的解释文本不意味着其解释作品的完成,解释作品的未完成不意味着朱熹解释思想的未完成,解释思想的基本确立不意味着其解释体系的无矛盾.本文基于传统的理学思路对其解释过程进行梳理,结合西方诠释学的方法,进而揭示朱熹解释文本中解释目标与解释效果、文本情境与读者情境之间的紧张.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心智化概念的双重约束

对弗雷格的涵义概念的心智化解释，是意义理论研究从语言本位转向心灵本位的标志之一。福多在阐述概念理论时指出，在弗雷格的本体论前提下，不能一致地把涵义等同于呈现模式。呈现模式本质上是思想语言符号，概念应被理解为由指称与呈现模式构成的一个二元对。但是，福多的概念结构并不能融贯地满足成功交流所需要的公共性和心理解释的双重约束。相对地，在理性行动约束下，如果摆脱弗雷格把思想作为独立实体以及福多的心智优先性的本体论束缚，完整把握语言、思想和世界的三重结构，在行动主义的框架中，可以协调概念的公共性和心理解释之间的关系。     

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熹关于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以物观物"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佛、道,而与《易传》有更深的渊源。朱熹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熹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示人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功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     

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

本文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汉唐以来直至朱熹以前,训"皇极"为"大中"是主流解释,然而朱熹在遭受极大政治打压的晚年,毅然将《皇极辨》公诸于世,强调指出"皇极"应当解释为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为天下树立道德楷模。文章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     

“是”的含义:解读《形而上学》第5卷第7章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5卷第7章探讨了to on的含义。在相关研究和解释中,人们假定了一个前提:to on有存在含义,因而给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造成很大问题。如果不预设这一前提,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不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to on含义的解释,基于他对希腊文einai一词的具体用法和基本句式的认识,基于他的范畴理论和四谓词理论。正确地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关于to on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形而上学思想。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