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的城隍信仰及其庙会活动由来已久。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是个多民族地区,其城隍庙会活动,是一种集信仰城隍民间祭祀、商品交流与民间技艺汇演于一体的、以隍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这一区域内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状况。     

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

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泰山香社,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并一直延续至今。明代中后期,碧霞元君信仰深入民间,以碧霞元君为奉祀主神的泰山香社也开始空前活跃,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乾隆时代,余波至于光绪年间。明清时期泰山香社的繁盛集中表现在民间香社在泰山的活动空前增多,香社组织和进香仪式臻于完备,出现了为香社和香客进香活动服务的各种设施;同时,自明末开始征收香税,各地也纷纷以碧霞元君为主神建立庙宇。泰山香社在明清时期的繁盛,既是民间信仰自身发展的规律所致,也与朝廷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态度密切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

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是最彻底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它用当今世界本身的世俗化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宗教教义的可信性丧失;现代社会功能—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宗教边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国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但是,宗教世俗化并非宗教的消解,它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不能否认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拉萨市城关区当巴社区宗教信仰现状调查

本文通过对哲蚌寺附近当巴社区民众藏传佛教信仰现状的调查研究,认为随着西藏现代化的发展,藏族普通群众的宗教信仰正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世俗化、宗教活动形式简便化、个人信仰方式理性化以及宗教观念渐趋淡化等方面。宗教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主要集中在人的生老病死等事务上,民俗信仰的成分增加。     

明清宗教宝卷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

明清"宝卷流民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创造了作为至上神的西王母和影响更大的无生老母。与以往神话、仙化、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不同的是,民间教派宝卷与信仰中的西王母神格和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王母的这种新的形象与信仰也随着民间宗教及其信仰载体宝卷的流传,扩布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百姓重要的精神饮品,是中国传统社会俗雅文化的综合体,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与佛、道二教互融共存,特别是湖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这与佛教名山庐山的宗主地位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与民间佛事活动、观音菩萨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分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尤其是民间信仰神灵的佛教化,呈现出佛教化色彩。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唐代城市保护神与宗教

唐代城市保护神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宗教的关系显示出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呈现出游离佛教的态势,其神性的一部分逐渐分化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神性的另一部分则与道教神祇李靖相捏合;起自民间的城隍神日益向道教靠拢,成为被道教整合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演变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民间化走向。     

《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

《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朱越利在古代中国，民间（民众、世俗）佛教和民间（民众、世俗）道教，与民间信仰几乎难以区分。许多佛教徒和道教徒也相信术数。还有很多人自称什么宗教都不信，却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相信术数。由此推断，具有民间信仰和相信术数的人数，比正...     

多元与差异: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

苏州与徽州同处江南地区 ,两地的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多元性这一中国民间信仰的共性特征 ,而区域间的互动则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多元性。但由于明清以降两地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 ,使得这一时期徽州民间信仰始终处于理学与宗族的阴影下 ,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与之相比较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苏州民间信仰则具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信仰的多元性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示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宋代民间信仰中庙貌问题的初步考察

"庙貌",在传统文献中通常指祠庙与神像,是民间神灵信仰的重要载体。随着神灵人格化趋势的加剧,宋代出现民间诸神大兴庙貌的局面。宋代的神灵庙貌有很高的艺术性,无论从祠宇的建筑格局,还是神像的风格,都带有强烈的世俗性,开启了明清宗教艺术世俗化的先河。但庙宇作为宗教场所,普通信众、修建者更关注的乃是神明的灵应,他们既赞成祠庙、塑像的精巧辉煌,更坚信庙貌与神明的灵应紧密相关,通常将庙貌的灵应性置于艺术性之上。庙貌的灵应取向使得其形式往往偏离正统的道德、审美标准,引起官员、士人,尤其是理学人士的不断指责,力图对民间信仰中庙貌"不正"的现象加以整肃。民间信众与官员、士人的角力与妥协,使得宋代民间神明的庙貌始终徘徊于艺术、灵应与正统之间,以求获得三者的平衡。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是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的万物有灵思想和鬼神崇拜,是各种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力量,形成诸多文化现象。民众的生活、政治的稳定、儒生的宗教身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吸收,彼此同化,巫师对民众信仰的激发都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地方社会变迁,由兴盛转向衰落。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试析台湾关帝崇拜内涵的演化

本文通过对台湾关帝崇拜发展过程的探讨,分析各个时期的内涵与特点,认为在台湾关帝信仰初期,明郑遗民把反清复明的忠义思想寄托于关帝崇拜之中,关帝庙主要由官府和军人创办和修建.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明朝遗民倡导忠义思想的民族精神.清治以后官方力图改变忠义思想的反清倾向,民众祈福禳灾的基本诉求使关帝崇拜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强.日据时期关帝信仰向儒宗神教转变,成为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台湾光复以后,关帝崇拜完全进入民间,其自发性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之成为民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中国民间信仰复兴现象反思现代化理论逻辑

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开始在中国演绎之后,中国乡土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传统民间信仰则被视为"迷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意识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替代了民间信仰,曾使其一度中断。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权力渐渐退出民众的信仰场域时,传统民间信仰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农村开始复兴,而且愈演愈烈,并展现出与现代化相容的特质。因此,本文认为反思现代化理论本身的逻辑比单纯地判断中国民间信仰是否对现代化有利更为重要。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及其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表现为多神崇拜和末世信仰。这一模式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信仰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毕竟是属于自身体系内的神灵,而中国民间宗教信奉的对象杂糅了不同宗教体系中的各种神灵。传统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末世信仰是以精神解脱为终的,而以白莲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的末世信仰则是以反抗和推翻现实社会为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