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环境规制下区域合作减排演化博弈研究

通过构建政府间减排演化博弈模型，模拟了无约束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独立减排、合作减排及在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独立减排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无环境规制的独立减排情形下，先发地区减排意向薄弱，后发地区有减排意愿，但减排效果不显著；（2）合作减排时，当协同收益小于交易成本时，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减排博弈最终会向地方政府一方减排一方不减排的方向演进；当协同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通过合作减排，提高了减排意愿。（3）地方政府独立减排条件下，环境规制仅在经济后发地区可以起到作用，减排效果并不显著。通过提高协同收益、减低交易成本及有效促进区域合作减排，对实现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均衡及稳定性

构建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对系统均衡策略影响的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行了实验模拟论证。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其中,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和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驱动博弈系统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重要动力。（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均衡状态（1,1,1）和均衡状态（1,0,0）下,通过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均衡状态（1,1,0）下,促进消费者采取购买绿色产品策略对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提高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效果较为微弱。     

政府与第三方在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演化博弈分析及仿真研究

政府与第三方是产品质量监管的两个重要主体,在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条件下,构建了政府与第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二者在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的策略选择问题,并用Matlab仿真演示了不同参数变化时模型的演化均衡策略。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成本、惩罚额度、第三方检测成本是影响政府与第三方演化博弈系统的关键因素。通过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违规第三方的惩罚额度,增加对第三方的补贴力度,有助于提高第三方产品质量监管的积极性。最后,从引入第三方竞争机制、建立第三方管理信息系统及完善第三方奖惩机制方面,提出政府保障第三方履行职责的措施。     

不同政府决策目标下逆向供应链的奖惩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的三种决策目标,研究了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设计问题。分别建立了有无奖惩机制下的逆向供应链博弈模型,得到了政府奖惩力度的均衡解,并对求解结果进行比较,讨论了管理意义,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结论并进一步仿真分析了外生变量对决策变量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奖惩机制不仅能够提高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率,还能降低新产品零售价,提高回购价,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提高;奖惩力度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而提高,政府应根据制造商产品的市场容量大小制定奖惩力度而不是对所有制造商制定统一的奖惩力度;政府应综合考虑全社会福利和废旧产品回收带来的环境效益,这样能较好地提高逆向供应链的回收率。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政府对规制政策严格程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在早期进行的投资,因此,受规制的企业能够通过策略性的投资来影响政府的这种行为.为减少排污税的支出,企业因此而减少排放使其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相比较而言,受总量规制的企业希望降低规制政策的严格程度.以发电企业的排污为例,探讨了政府规制制度,如政府的排污税等政策实施方式(通过排污费方式或总量方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企业能够采取不投资的策略来降低减少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同时也能够诱使政府减弱对企业的规制.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差别定价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政府规制下非对称信息对闭环供应链（CLSC）差别定价的影响，构建了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三阶段博弈决策模型，通过分析政府补贴与惩罚政策下CLSC各利益主体的最优定价策略，发现：在政府规制的最优水平下，非对称信息的单位产品的外部性成本变化对制造商的利润影响更为显著；新产品和再造品间的替代率存在界点，对不同决策下零售商产品定价影响不同；社会福利是政府规制的联合凹凸函数，政府的奖惩政策存在最优水平，提高了政府的规制水平，对制造商提高生产工艺和回收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产品质量监管视角的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博弈策略研究

鉴于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在产品质量监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三方协同监管产品质量的新模式。有别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两两博弈，构建了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产品质量监管博弈模型。通过求解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Nash均衡解，分析了影响三方策略选择的因素，并代入实际数据运用Matlab 7.0对博弈模型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政府监管行为的因素是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惩罚、企业对消费者损失的赔偿、企业生产合格产品与不合格产品的成本。企业生产合格产品的行为与政府监管成本、企业受到政府惩罚力度、生产不合格产品对政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间接经济损失因素有关。消费者维权成本及企业对消费者损失的赔偿是影响消费者维权的主要因素。研究得出政府监管企业概率越大，企业生产合格产品的概率越大；消费者维权概率变大时，企业生产合格产品的概率变大，而此时政府监管生产企业的概率变小。最后，从产品质量监管角度，提出了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保障企业产品质量、发挥消费者监督优势的建议及措施。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

通过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以探寻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解决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问题。首先,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过程及相关的利益冲突,并考虑当群体间存在信息交互时,监管部门采用舆情引导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特征。其次,运用优化理论探讨了监管部门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整体利益时应如何解决环境污染事件。研究表明监管部门加强舆情引导、避免发布错误信号、提高其公信力均有助于环境污染事件冲突的规避和解决;对于污染的治理问题则可以合理采用实物保护和警告处罚等方式。本文在综合考虑长远影响和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考虑信息交互并引入舆情引导,运用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探讨监管部门应如何有效地处置环境污染群体事件这一问题。     

政府治理视角下平台电商信用监管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

为破解不完全信息下平台电商的信用“监管困局”,本研究在平台电商、消费者与政府三元主体联动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平台电商与消费者之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在政府监管下,平台电商与消费者通过长期的反复博弈、调整的过程,最终博弈系统演化轨迹呈逐渐收敛的趋势。具体而言,政府动态惩罚机制下,当政府惩罚力度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政府动态激励机制下,当政府对平台电商的激励逐渐增加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大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要优于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而当政府的惩罚力度小于激励政策力度时,政府实施激励政策但不实施惩罚性政策的效果与政府实施惩罚性政策但没有激励政策的效果几乎接近。由此可见,政府应将惩罚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适度监管,以此追求信用监管的动态平衡。另外,消费者对平台电商的声誉评价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高时,平台电商倾向于选择“自律”策略;而消费者对平台电商声誉评价越低,平台电商反而倾向于选择“不自律”策略。     

企业环境研发、产品差异化与政府环境管制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实施环境管制政策是政府控制企业碳排放量的重要手段。基于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差异化竞争假设,建立了企业环境研发策略(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和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与政府环境管制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各阶段均衡解,比较了不同环境研发策略下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及碳减排量)、政策环境管制水平及国家福利。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研发投入越多,政府最优碳排放税越低;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越大,政府最优排放税越高,企业越致力于环境研发。对关键参数赋值和模拟后进一步发现,总体而言,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要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但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缩小和环境研发溢出程度的降低,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的程度也在缩小。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为外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产品策略选择和环境研发策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随机演化博弈的企业研发操纵多重监管路径研究

围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中存在的研发操纵现象,构建了地方政府、申报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三方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借鉴It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分析了博弈主体行为稳定性的条件,并运用计算机仿真,分析了各关键变量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性及程度性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变量对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从影响主体策略选择的变化程度、改变主体策略选择的收敛速度、主体策略选择变化更具稳定性三种不同的监管路径出发,给出了相关变量调整的优先级及调控方向,为上级主管部门对研发操纵行为进行有效监管提供思路借鉴。     

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模糊博弈分析

针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实施环境行为博弈分析中无法对双方的损益情况做出判断的问题,文章结合三角模糊数构建了政府监管和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博弈模型,分别指出了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情况需要满足的条件,讨论了政府与污染环境企业博弈策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顺利实施提供了相关建议。然后通过三角结构元方法对算例进行求解,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引入三角模糊概念更加符合实际应用情况,拓展了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背景。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消费者消费的引导和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对企业是否决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多种污染物损害视角的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合作策略研究

考虑多种(非累积性和累积性)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同损害的前提下,首先基于Stackelberg博弈分析占主导的地方政府和跟随的工业企业各自的动态决策过程,确定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随后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建两个相邻地区在非合作和合作博弈下关于跨界污染最优控制的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策略,包括最优的环境保护税、污染治理投资,探讨污染物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此两种博弈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理论及仿真分析表明：无论地区间是非合作还是合作博弈,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与其污染物减排比例的相关性不确定;每个地区的最优环境保护税与污染物减排比例呈正相关。但合作博弈下,每个地区均会考虑其非累积性污染物排放对其相邻地区造成的损害;每个地区均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所有地区的总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下,且高出部分(合作剩余)受累积性污染物的损害以及非累积性污染物对相邻地区损害的影响,但是与非累积性污染物对本地区的损害无关。     

China's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 System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System Dynamics

China's railways were restructured in 2013. The number of regulatory practitioner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making real-time regulation more difficult. Regulatory transfer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the railway industry increases information risks. A more reasonable regulation mechanism is needed. The article considers introducing a public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to the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 system, which includes two regulators and one regulatee. As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 the State Railway Administration (SRA) regulates the safety of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CR) and encourages the public to act as supervisors to expose the CR's unsafe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risk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a multiplayer evolutionary game and system dynamics-based model for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 The decision processes of player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re si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the public supervision ratio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CR's safe production ratio. However, there is no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 in the system. Strategies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es have large fluctuations, which represent high risk. Excessive penalty and reward coefficients can aggravate the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of fluctuations, causing uncertainty in regulation an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actual problems. A dynamic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is proposed to control these fluctuations. The system finally achieves an ESS that results in the lowest regulation investment for the SRA, a safe production ratio for the CR of 95%, and a public supervision ratio of 95.2%. Introducing public supervision and dynamic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help to stabilize and improve the CR's safe production ratio and to decrease the SRA's regulatory investment.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间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演化博弈研究

在新兴技术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模式下,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是加快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和新兴性,考虑社会效应及市场风险收益因素,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供应链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数据库营销成熟度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案例仿真进行验证并分析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调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据库营销成熟度、协同创新产生的信息流和技术量、技术收益系数和社会效益系数以及损益障碍因子等因素对系统趋于协同创新方向演化具有正向作用;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采取成本补贴的激励效果更加高效快速,成果奖励的驱动力更加持久,两种激励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最优;中等程度的监管力度及低于搭便车收益程度的惩罚并不能保证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高于阈值的惩罚力度才能够有效抑制搭便车收益与前景损益的负向影响,驱动系统向协同创新的方向演化,且惩罚力度越高,系统的收敛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