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诗经》的比、兴与《焦氏易林》的象征

《焦氏易林》象征和《诗经》比、兴运用的物象,具体可感,委婉含蓄,象征与比、兴借助于物象而相通。林辞引《诗》是诗歌的爻辞化,林辞以诗的形式为载体,则是爻辞的诗歌化,二者的情感指向双向贯通,具有一致性。《焦氏易林》衍《易》而成,象征手法贯穿整个爻辞的编撰,爻辞趋向于诗化,却也有别于纯粹的诗。     

略论《诗经》文学性表现的梯式结构

《风》、《雅》、《颂》在题材内容上,在形象塑造、比兴手法以及语言艺术等诸多文学性因素上,都体现出它们在文学性分布上的不均匀,形成由《风》而《雅》、由《雅》而《颂》三个组成部分间的文学性层层递减的现象,构成一种梯式的结构。诗歌来源、作者及创作动因、描写对象等差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周南》、《召南》的写作时地和《诗经》的构成

文章通过对周代的礼节文化和文本的综合考察后认为，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因此出现了关于周公和召公的诗歌《周南》和《召南》，二地在歧山之阳，所以称为南。二南的文本，在二公死后编定，到唐代还没有被真正误解。二南表现南方诸国受文王之化的说法，肇始于毛诗序，只是怀疑，全面牵强阐释说明的是朱熹。今人多从之，是为未审。所谓南和风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歌，而主要是关于周朝及其诸侯的作品。     

陈继儒论《西厢》、《琵琶》、《牡丹亭》

陈继儒是明末著名的杂家、戏曲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色采，强烈地呼吁个性解放．他有关《西厢》、《琵琶》、《牡丹亭》三剧的批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尤其对传统道德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国策》、《史》、《汉》语词札记(二)

本文对《国策》、《史》、《汉》中２２个语词进行考释，其中有的是新说，有的是正误，有的是补证，有的是溯源     

论《华阳颂》与《真诰》的关系

《华阳颂》的作者、《真诰》的编者均为茅山道士陶弘景。《华阳颂》内容依据的是《真诰》,二书均有道、佛成分共存的特点:《华阳颂》内容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其五言的形式来自佛经偈颂;而《真诰》的突出特点是在道经中杂入佛陀所言。《华阳颂》道、佛成分共存的特征与《真诰》有关。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

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有人认为是全本,也有人认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单位里产生的三种不同抄本。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亡、"和"、道"等文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楚简《老子》不但甲、乙、丙本三者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而且甲、乙、丙本的内部,包括组与组、同组内的文字聚合同样存在着历时性差异。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新旧《唐书》所见《杨烱集》、杨炯《盈川集》作者、书名考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杨烱集》、杨炯《盈川集》.按前后文,可确证二者同为一书.今考小学类书可知“烱”、“炯”字形相近,但实义不同,故指称人名时须加明辨.据传世典籍和碑铭资料的字形记载、年代关系,作者应为“杨炯”而非“杨烱”.再考本传、杨炯文集的传世刻本和其它典籍材料,则知杨炯晚年曾居官盈川,但书名应作《杨炯集》而非《盈川集》.杨炯《盈川集》疑是后人用“杨盈川集”代称《杨炯集》,在此基础上误增“炯”字而成歧名.     

经典的解构：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大话西游》

在《西游记》众多续作中 ,董说创作的《西游补》和周星驰主演的电视剧《大话西游》有着解构经典的独特意义。《西游补》和《大话西游》从情节安排、主题表达、语言使用等方面解构着《西游记》 ,《大话西游》的解构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西游补》的解构则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背景。《西游记》自身存在的解构性以及续作对原作继承和解构的二律背反规律 ,决定了《西游补》、《大话西游》选取《西游记》作为其解构的对象。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蒲松龄《凤阳士人》人物塑造艺术与内涵探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之比较

《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一篇与唐代白行简《三梦记》、薛渔思《独孤遐叔》以及李玫《张生》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凤阳士人》在人物塑造和内涵揭示中都有自己突出的特征,而这正体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内涵。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晋书》、《十六国春秋》对勘札记

《晋书》为传统正史之一,但其间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人物、时间等细微之处,与现存其他要籍多有异同。本文主要以后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与《晋书》的栽记部分相互勘证,并参以《资治通鉴》及北齐魏收《魏书》等。以上几部书互异之处甚多,兹择其要者二十余条,冀对《晋书》某些问题有所区补。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清平山堂话本》中引进时间、处所、方向的介词共有23个,本文分析了每个介词的用法,归纳出此类介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