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于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

《关于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用英文撰成,由1942年上半年参加常德鼠疫防疫工作的医务人员王诗恒所撰写。王诗恒当时为贵阳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该文是其在常德鼠疫的防疫实践中撰写的毕业论文,后存入国民政府卫生署的防疫档案中,现在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372-06-16。该文对于研究常德细菌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现首次在国内译成中文发表。     

常德细菌战石公桥镇疫情的两个问题考证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一场史无前例的鼠疫灾难降临常德。日本飞机向石公桥投放了鼠疫,ｌ９４２年１０月石公桥的鼠疫流行。     

1942年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之研究

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5份关于1942年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的防疫历史档案,据此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和在当地的调查材料,我们可知60多年前由日军731部队造成的常德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灾难的基本历史情况。     

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

194 1年日军对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这一场疫灾持续了两年多,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变迁、农业生产的衰退、财政金融的危机、交通运输的阻滞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等。     

“经济效果”：侵华日军细菌战之重要目标 ——以常德细菌战为例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破坏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目标。常德细菌战是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南方实施的一次非常典型的鼠疫细菌战。鼠疫流行造成常德城乡居民大量死亡,家庭经济、区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各级政府及卫生防疫组织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对于战时经济落后、卫生防疫能力低下、缺乏鼠疫防治经验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流行及其防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鼠疫流行,给东北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灾难.为防治鼠疫,保护群众身体健康,东北区党和政府建立专业性的鼠疫防治机构和队伍,开展防疫宣传,建立防控机制,开展卫生运动,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学疫病防治举措,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和蔓延.     

近代福建龙岩地区鼠疫流行及其防治研究

稽考近代报刊、地方志与鼠疫调查报告，发现龙岩地区鼠疫来自厦门，途经漳州传入，具体传播路径有二：一是沿九龙江北溪，经漳州的华安县传入漳平县；二是沿九龙江西溪，经漳州的南靖县传入龙岩县和永定县。龙岩地区鼠疫首见于1888年，此后龙岩、漳平、永定三县反复流行达半个多世纪。1935年龙岩鼠疫引起卫生署、媒体、医界关注，杨永年与龙岩防疫所是防控龙岩鼠疫的主将与领导机构。龙岩鼠疫防治形成的经验与最大成果是促成了福建全省防疫总所的成立。杨永年主导规划和创立了全省—闽北、闽南、闽西—县三级鼠疫防治机构，标志着福建省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日军浙江细菌战后的义乌县防疫委员会

浙江省义乌县是日军细菌战导致鼠疫流行的地区之一。义乌县防疫委员会(1941年10月11日至同年12月16日)是当地政府成立的临时性防疫组织。义乌县防疫委员会从初期的防疫指导机构到后期的协调和保障机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由于鼠疫疫区的不继扩大,最后被常设机构——义乌县防疫处所代替。义乌县防疫委员会对于调查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为我们了解日军实行的细菌战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日军细菌战常德民众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研究日军细菌战的受害情形,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不能忽视。受害者及遗属们陈述的受害情形,尤其是常德人讲述的细菌战受害事实,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导致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鼠疫传播的途径与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城乡间的人口流向、地域文化习俗相关联。由于各种原因,细菌战受害史实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     

常德丝弦及其在常德文化名城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湖南地方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常德丝弦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传奇的过程,最终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常德丝弦已经成为常德的文化符号,推动着常德文化向前发展,不断丰富和提升着常德人民的文化生活.常德丝弦在常德创建文化名城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常德古城修建史考述

公元前277年秦军在今常德所筑“张若城”是古代常德建城之滥觞。东汉时“张若城”筑为武陵郡城,有一次重大的修建。此后在东吴、唐朝、五代、北宋、元朝等时期,常德古城均有过不同程度的增修。明代,常德古城始筑为砖城,奠定了此后常德古城的基本规模。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古城被毁。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关于常德细菌战研究的几个问题

常德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四大细菌战之一。中国常德的受害者目前正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常德细菌战研究因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细菌战罪行的包庇长期冷寂,近20年来随世界形势变化其研究多有成果,但国内研究滞后于国外研究。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内历史学界尤其常德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努力工作。     

常德唐宋时期禅宗志略

唐宋是常德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常德活动的禅宗高僧见于<灯录>、<僧传>的有60人,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的下游地区.禅宗传入常德,最早始于澧州慧演.药山惟俨和德山宣鉴,是禅门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曹洞宗与云门宗,是在常德活动的最重要的宗派;临济宗黄龙、杨歧二派是常德禅宗的最后宗派.常德的重要禅师还有夹山善会、洛浦元安、钦山文邃、德山缘密、梁山缘观等.     

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 ———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

文章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个案,对建国前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建国前该村人口流动迁移以到东北务工经商为特色,对村落经济、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村落人口的流动迁移既受外部政治环境、乡村土地制度的制约,又受村落本身生态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以及移民文化等的影响。对该村的个案剖析可以看到近代华北乡村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机制,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论古代常德沅澧人才群体的形成和特点

彭头山人和城头山人创立了常德远古时代领先的农业文明和城市,善卷在转向文治的德文化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楚人大量进入常德后,使常德在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惟楚有材”的格局。至明代,沅澧流域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常德古代人才群体的高峰,并为常德近代以来人才群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常德方言动词语义配价初探

依据语义配价理论考察常德方言动词 ,可发现与普通话动词对价语不同的语义要求 ,这些具有语义配价特色的方言动词可按与普通话形与义的差别分为四大类。方言动词系统、词义系统与普通话的不同以及语言习惯的制约是造成语义相容性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