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宇宙本体论的意义

本文论述了佛教宇宙本体论“缘起性空”的意义。指出：“缘起性空”否定了一切神格或理性的本体，把佛教推上重义理、倡内省的道路；使佛教与中国本上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使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开花。     

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社会——以孝道为例看佛教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强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碰撞和融合,特别是佛教孝亲观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经过相互补充和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力,从而使佛教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经由与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斗争与融合，对儒家思想由排斥到吸收，直至“儒佛一统”论的提出与确立，使自己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式上均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表明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所达到的成就，更表明了中国文化容纳吞吐异域异质文化的博大胸怀。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略论佛教像事及其艺术

制作像偶，是各民族文化最初的共有特征。佛教传入，正逢我国社会进入大混乱时期，儒家的礼乐教化、治名节人，已于世无补，故使像教兴起。在持续了千年的译经与造像运动后，使佛教变成了中国大乘佛教，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哲学、民俗和文学艺术等。古代的宗教常与艺术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宗教的伟力，全在信仰；信仰的光辉，尽在无私。信仰是古代文明的主体，它既是创造动力，也是创造的最高成果；而这种创造，是通过偶像崇拜和制造偶像的运动来实现的。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论中国隐士劳动传统与禅宗劳动态度转变的关系

隐士劳动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劳动文化。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式佛教在面对社会对其的经济批评时，吸收了中国的劳动文化特别是隐士的劳动文化，主动改变，自力更生，实现了佛教生存方式的转变，适应了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马丁·路德和太虚的宗教改革评析——以市场经济为视角

［摘要］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宗教也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为此，马丁·路德对基督教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太虚对传统佛教也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人间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佛教改革并不成功。本文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基督教、佛教改革成败的原因作了对比性分析，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间佛教”理论、使之能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提出了思路。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与兴盛

在东汉至南北朝 30 0多年时间里 ,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原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使中原文化受到冲击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从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 ,中国也产生了具有自己审美特征的佛教艺术。它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儒佛孝慈伦理之异同——以戒孝一致论为中心

本文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进而表明儒家伦理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人间佛教思潮同样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浙江佛教第一人──智顗

本文对浙江佛教第一人──智一生的经历、佛学成就和深远影响作了介绍。智长期在浙江天台山传教弘法，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奠定了浙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佛教文学刍议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

佛教教育自西汉末始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发展，隋唐时走向成熟，历经宋元明清的时盛时衰，终于形成颇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教育思想体系。佛教教育的宗旨是由部分人能成佛发展到“人人能成佛”，为佛教教育思想广渗民心，开辟了广阔之路。佛教教育的内容是以宣讲佛教教义为主，借以向僧徒、民众进行佛教人生观、道德观、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其内容呈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反映出佛教教育自我修改、完善，逐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佛教教育的修行原则及方法的演变，则体现佛教教育自我发展的需求     

佛教中国化与比丘尼僧制的优越性

[提要]古印度佛教比丘尼僧团之所以长期消沉并最终湮没，原因首先在于八敬法对比丘尼的严格要求，其次在于古印度社会对比丘尼的排斥。南传和藏传佛教之所以未能长期、大规模建立比丘尼僧团，根本原因同样是由于八敬法的制度性限制。而在汉传佛教体系之内，中国化的佛教为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首先，佛教的中国化突破了八敬法对比丘尼的限制；其次，同样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社会对比丘尼长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佛教中国化所具之独特优越性。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对"佛教文学"研究范围的一点看法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