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的佛学批判与宋代儒学的自我认同

在宋代儒释文化会通、儒学遭遇身份危机的背景下,胡寅以灵魂不灭、佛性慈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学、佛教基本理论为对象,从学理和经验两个方面展开了严正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儒学和佛学宇宙论、形神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论的根本差异。他的批判上承二程、张载,下启朱熹,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点,代表了儒释之间的文化冲突面相,对宋代儒学自我认同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

明清之际,传统儒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合。这次整合体现为旧理学的分裂、理学的重建和理学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归的过程。儒学的重新整合,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情势,解决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清代初期重建的儒家理学在文化的层面上未必保存了儒学的精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民族和解、文化的融合以及恢复社会秩序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明初的重礼、崇儒及程朱理学的国家化

明代初年,基于重建秩序、消解蒙元文化对中原礼乐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赢得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朱元璋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积极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礼乐文化,竭力推行以礼治国的基本国策,恢复儒家礼乐等级制度,保证政治秩序的有序化;坚决消除蒙元文化旧俗,采用"用夏变夷"的政策,禁胡俗,倡汉制,重新确立了汉族政治制度;采取一系列"重儒右文"政策,重视并推广经学、儒学,将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官方学说。在朱元璋及其继任者朱棣的努力下,最终促使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核心。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论宋明时代的语言研究

从宋代到明代八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新的趋势,理学的兴起代替了汉唐的传统儒学,人们从前代思想的桎梏下得到某些解放,对从前的经书故训敢于提出异议。反映在语言研究上和以前时期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语言研究的范围得到扩大,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提出了某些新的问题。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人们往往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的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经过元明清历朝政府的改造与制度化实践,宋代理学中所拥有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而宋代理学中的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部分,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因而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对于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     

论“认同”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已经难以在当前的农村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农民在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行为等方面的表现,已经说明农民正在发生"认同"上的危机。本文旨在尝试将"认同"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而提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农民的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培养出新时代有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化转向

宋代新儒学在诞生、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学派对社会教化的权力之争。宋代学派对社会教化权力的强烈诉求,开拓了文化权力的公共领域,使宋代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文化变迁,推动了传统教化的文化转向。社会教化权力由政治专制和垄断,逐渐转向与文化群体共同承载。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 ,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 ,以平民价值为取向 ,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 ,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晚清庐州士绅与传统文化的复建与传承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晚清庐州士绅群体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结合密切,士绅阶层在经历了整体实力壮大后文化权力张扬,积极投身地方文化建设,并将儒学传承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实际承担了基层社会传统文化承续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在晚清社会文化秩序的塑造与维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形态述论

中国古代社会的廉政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各派学说、规模宏大、结构庞杂、内容丰富和体系完备的廉政理论体系。它包括传统社会的廉政观、民本观、德治观、吏治观、法治观、制衡观、教化观和修齐观。传统廉政文化是传统社会实现政治清廉、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根基。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