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子长孙角色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是家族制度最激烈的批判者,又是封建大家庭的长子长孙。他是传统家族伦理的身体力行者,一生为家庭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却遭受到家族最深的情感伤害。同族欺凌之惨,父母包办婚姻之苦,兄弟失和之痛,都给他造成了致命的情感创伤。他一生的最大痛苦之一来自他在家庭中的长子长孙角色及其对家族责任义务无可奈何的承担,而他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大师,在某种意义上又得益于旧家族痛苦生活与情感体验的积累。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现、价值现和文学观.     

论中年对于鲁迅的意义

探讨中年鲁迅与文化巨人之间的联系。中年使鲁迅对社会和人生有了丰富的体验，使其在双重文化视野中，完成人格塑造，并使之产生出一种清醒而深刻的中年意识。     

鲁迅诗少作六题十三首——鲁迅诗直寻之一

现在传世的鲁迅早期旧体诗作共六题十三首,都是由周作人从他本人的日记中辑录出来,加以发表的。周作人其人,少于鲁迅四岁;鲁迅十五岁丧父时他方十一岁。鲁迅是一家的长房、长孙、长子,父亲去世时祖父还系囚未释,——即使后来在他二十岁时祖父遇赦回家,那时已管不了什么事了,四年后就病故;家务一直是由鲁迅的母亲操持的,而对外出头露面则必由鲁迅,——所以鲁迅的诸弟,一直都是在他的带领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兄     

启蒙：反思民族传统文化——认识鲁迅的文化评论

鲁迅杂文的主体是文化评论和时事评论。文化评论的思想成就远高于时事评论,因为鲁迅是文化思想家。鲁迅文化评论核心价值,是启蒙,是反思民族传统文化。鲁迅的文化评论集中探索三个重大的命题：一、倡导民族自省精神和反思意识;二、探索和揭露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失败的根源;三、探索和揭露国民劣根性。鲁迅文化评论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奉献。     

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与鲁迅精神特征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一方面，他们虽持有以身许国的同一人生计值标准，但因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思想而表现出迥异的精神特征：前者终生不改英雄情结，后者饱含深刻的孤独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不同的精神特征又最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实践：前者受古典人格的制约，由叛逆回归传统；后者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现代人格），毅然与传统决裂。追溯梁启超和鲁迅的精神历程，对后人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意义重大。     

精神病因分析与道德病情报告--鲁迅与契诃夫小说创作主旨比较

鲁迅与契诃夫都在其小说创作中展示了本民族的病态人生形式,鲁迅侧重于揭示历史文化的弊端给国民造成的精神缺陷与心理创伤,契诃夫侧重展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道德信仰及行为的迷失.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与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鲁迅宗教观的文化意义: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衍生形态

早期鲁迅的宗教观是具有辩证性的悖论。他从宗教原始起源来肯定形而上的人类精神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获得了评价人生、批判社会的价值尺度;又从对宗教教义的怀疑而否定其神学价值体系,显示出理性主义的时代光彩。在鲁迅思想发展和人生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其早期宗教精神表现为内外两种转化形式。一是将宗教意识的追求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内化为实践性的个人品格：自我牺牲式的救世精神;一是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为尺度,批判物化、虚假和马虎的病态人格和社会,前者表现为道德人格上的真爱,后者表现为心理性格上的真诚。从而全面表现了鲁迅对社会改造和民族人格重塑的整体思考     

“耻辱”之后，再是什么——评丸尾常喜鲁迅研究专著《耻辱与恢复》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耻”意识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研究,恰切地将鲁迅的“民族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的生命呈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的物哀传统,同时也像一把镜子照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严重的匮乏。但丸尾常喜的研究也存在偏见,他所极力挖掘并赞扬的鲁迅小说人物的“求生意志”,其实正是鲁迅时时刻刻不忘批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活意识,而且,丸尾常喜认为鲁迅是在“民众认识”的温情与力量中走向了恢复,从而将耻辱感的恢复看成了鲁迅文学活动的终点,不免缩减了鲁迅文学的意义。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肖惟今年１０月１９日，青岛市现代文学研究会在青岛大学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６０周年纪念会暨“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华民航的精神灯塔，鲁迅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重铸具有久远...     

“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

"鲁迅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符码,其生成过程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密切相关,深刻地勾联了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形态。"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而构成的公共形象,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理论资源。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拟态物化丑化 ——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2015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5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宋剑华、勒新来、刘春勇、高旭东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汪卫东、彭小燕、朱崇科的《野草》研究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张克、刘春勇的鲁迅杂文研究,文贵良、路杨的鲁迅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五四、鲁迅的精神信仰、鲁迅的精神特质、鲁迅的当代性、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政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鲁迅与东亚、鲁迅与自由主义等,郜元宝、汪卫东、谭桂林、杨义、李春林、王得后、李玮、孙郁、赵京华、张松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李冬木、潘世圣、张钊贻的史料研究,傅承洲、刘克敌、刘东方的鲁迅与学术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郁达夫、萧红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干将与从东北作家群走出的萧红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各自的小说创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坎坷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得两位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方面;他们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小说创作也都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鲁迅的政治观与文艺观的影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具有散文化、抒情化和绘画化的特征。他们的前期小说创作都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位作家依照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否定。     

鲁迅“形象”印象综论

鲁迅是中国人文世界一个巨大存在,关于鲁迅的形象和印象,接触过鲁迅的作家及文化人有过不计其数的回忆和记述,比如“矮”、“黑”、“瘦”、“老”、“穷”、“病弱”、“邋遢”、“冷”、“酷”、“有时很爱笑”等,打捞历史深处外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印象描绘,可以探察出鲁迅内在、深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悲喜的双重变奏——论夏天敏的乡土小说

评论界对夏天敏小说的评价,往往重视他朴拙、苦难、批判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圆融、幽默、荒诞却没引起足够的注意。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说明夏天敏继承了鲁迅嬉笑怒骂的文学风格,形成了强烈的悲喜对比与变奏,具有独特的"泪中带笑"的审美效果。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