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铁凝小说的女性人物特征

铁凝是一位女性写作最纯粹的作家,她善于利用经验,展示历史动荡与时代变化中渴望改变命运的女性人物,关注强势社会生活对弱势个人命运的制约,以及人生困境中个人的抗争与无奈,侧重个人空间被损害后的残缺性,人物真诚坦荡,看重情义,人物悲剧多是命运悲剧。铁凝小说的人物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的自传性叙述倾向

科尔沁蒙古族女作家群的出现在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用特殊的视角反映女性对生活的感悟来体现生命的存在,表现女性潜意识和内心活动时形成的自传性叙述是她们小说创作活动的共同追求和艺术特点。她们用自传体小说经典文本的形式,运用社会话语写作和私话语写作的表现方法,谱写了一部部女性生活奋斗的艺术史。     

新世纪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研究(2010—2020)

目前学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甚至很多人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梳理乡土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把握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尤为必要。通过对三十余家主流的创作类杂志在2010—2020年间代表性作品的梳理发现,目前乡土小说创作正在发生着某些内在的变化。乡土叙事正在被前所未有的暮气所裹挟,老年人开始成为乡土叙事中无可撼动的主角,青年人物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形象"灰色化",乡土叙事呈现为一种"坍塌"的形态;以前入"城"是主调,现在回"乡"也开始流行起来,让衰落的乡村有了一丝曙光;"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也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未来他们的创作也值得期待;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和风貌写作越来越珍贵,新的乡村风景也在逐渐出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变,对变化的执着使得很多作家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依赖,也使得乡土小说存在着很多症候。作家认知的分化、美学的分化,使得乡土写作越来越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写作时代。对农民精神动向的忽视、乡土小说美学创新动力的不足都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从幽闭到敞开——论林白小说的地理空间意识

地域之于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对于相当一部分作家,其生活和创作的地区的文化特征,会影响到其作品。林白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后期的创作与前期相比又有重大转型。林白前期小说的女性人物占据了叙事的主体部分,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不仅是被男权社会欺骗和放逐的写照,也是来自北流之类遥远异乡对于政治中心的疏离。林白以女性独有的感知叙述女性的生存,以一种封闭、自我的叙述方式,有力拓展了女性存在的生理和心理意识。而在《万物花开》等作品中,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中国乡土;在《致一九七五》中,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人们不再向镜呓语,而是被作家提到了叙述的前端位置上,这代表作家创作出现了更为敞开的姿态。林白前后期创作转型,实际上蕴涵着当代文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如中国女性主义创作如何实现突破、中国乡土景象如何书写、当代作家如何描写底层、中国经验如何呈现等。     

新世纪以来女性乡土写作的伦理逻辑

新世纪以来女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涉入乡土写作,反映在她们文本中的是：一方面揭示历史情境变迁下伦理的偶然和道德的无常,一方面依据性别意识去辨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伦理。她们思考伦理问题的模式,成为她们在乡土写作中惯常采用的逻辑思维。其中的温情之力,情境道德思辨、超性别意识可以为我们理解她们对寻找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以面对乡土背景下之道德问题所付出的思考和辛劳。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写作及女性主义批评——以《达罗卫夫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例

作为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已被学术界广为研究与认可,但作为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先驱的伍尔夫仍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分析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的创作手法,指出其意识流手法契合主人公克拉丽莎的心理特征,从而疏离了主流写作传统,达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境界,是女性创作的典范;而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最早的男性作者笔下的关于女性人物和女性作者写作的探索,乃女性主义批评的源头.同时,伍尔夫战前为妇女投票权的努力及作为"女性合作协会"参与者的行动激发了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诸多思考.     

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寂寞"人生中的文学乡土世界——谈李宽定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

贵州作家李宽定在新时期文坛，以其独特的乡土视角，坚守民间的叙事姿态，取材于家乡黔西乡民的生命、生活，构建出女性和男性两个乡土文学世界，寄托着自我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呈现出自觉的民族化、本土化和乡土化审美追求，揭示其对人性世界和历史记忆的哲理思索，从而进一步发掘出其乡土情结小说的创作源泉及乡土写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弗吉尼亚&#183;伍尔夫的女性写作及女性主义批评——以《达罗卫夫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例

作为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弗吉尼亚&#183;伍尔夫已被学术界广为研究与认可，但作为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先驱的伍尔夫仍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分析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的创作手法，指出其意识流手法契合主人公克拉丽莎的心理特征，从而疏离了主流写作传统，达到了一种解放的自由境界，是女性创作的典范；而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最早的男性作者笔下的关于女性人物和女性作者写作的探索，乃女性主义批评的源头。同时，伍尔夫战前为妇女投票权的努力及作为“女性合作协会”参与者的行动激发了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诸多思考。     

走向边缘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作为个体逐渐受到了重视,个体的人在觉醒中被确立。由于女作家远比于男作家的敏感性,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率先走向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逐渐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发现,对女性的生命形态的描述。在一些创作中,由于过分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个人化意识,而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束缚”,走向了一种超性别意识的边缘化写作中。他们的这些个人化写作无外乎只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种消解与对抗,并非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多元化的、关注社会与人类的、突出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创作格局。     

散文写作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夏海涛的散文蕴含自然、风物、器物、亲情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全方位地探寻了个体生命与乡土相依为命的关系。通过对其散文的语言、结构以及相关散文创作评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夏海涛的散文通过对传统叙事和抒情方式的拆解,放弃对整体的追求,并将个体细节还原到生活,具有一种强烈的“后乡土”写作意味,同时兼具“新古典主义”倾向,实现了对单一“现代性”的超越。从作者诗人兼散文家的双重身份出发,这两种身份写作应是对“全文体”写作的一种探索与补充。     

《红楼梦》中的十二金钗——关于妙玉、李纨、宝钗和巧姐

本文是学术性散文或曰散文化论文的写作尝试,意在建立一种能将感性、知性和理性溶于一炉的新批评文本。选择《红楼梦》作为新批评文本的研究对象,是因为这本古典名著提供了众多饱含意蕴的文学形象,最适宜作叙述性批评;同时也是因为深感“红学”已被形成的学术研究方法所束缚,故而作一次消解。“金陵十二钗”是小说中一组重要女性形象,其人物各包含着不同的女性类型特征,所以被提取作为文中的小标题;又作者致力于在文中呈示人物的女性类型状态,不作条分缕析的论述,只在呈示中包含着作者的见解,因此人物或曰标题的前后顺序是随机的,既不按金陵十二钗秩序,也不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论萧红的都市意识与乡土归宿——从《小城三月》开始的阅读

作为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成员，萧红不仅用自己细腻、大胆而又充满顽皮童真的文字记录了一个从旧家庭中逃脱出来的柔弱女性内心的坚强成长，也以女性特有的生存经历见证了文学人生在那个不平静年代中的特有景象。萧红的写作中有着坚实的乡土元素，乡土气息是萧红生命及其文学世界中最浓烈的品质。但同时，萧红又有对都市更深层次的纠结与矛盾，这与萧红在都市中经历的战争、流亡、饥寒等生存体验紧密关联。所以在萧红的生命视野中，既有顽强的乡土意识，又有敏感而矛盾的都市意识。并且，在矛盾的都市意识中，萧红最终选择以乡土为最后归宿。本文以《小城三月》为阅读起点，从文学与人生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梳理萧红文学中矛盾的都市意识，及其乡土回归的最后选择。     

殊异的女性诗学--虹影《饥饿的女儿》的一种解读?

虹影从作品风格到阅读受众上难以归入当代文学或女性写作的杰出序列之中：其文本异质性在“猎奇的西方”博得暧昧的青睐,并在“健忘的东方”①[1]292罹受意识形态含混的质疑,这种双向性的呈现又使她与当代女性写作中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及其隐含的消费性相区别。具体到叙事文本的界定上看,《饥饿的女儿》提供了一种极度幻象性的方案,一种女性历史的审美策略,并生成一种殊异的女性的“诗学规范”。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假日》

《假日》是美国当代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一部较少被提及的优秀短篇小说,延续了波特一贯的女性主义写作主题。通过对穆勒家中的女性、文中第一叙述者——女艺术家“我”的形象塑造;及对其“第二自我”——哑女奥蒂莉这一女性人物的精巧设计,波特全景展现了父权制社会中当代女性艰难的自我实现之路。《假日》蕴含了波特对自我女性身份、职业选择的真实反思,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     

穿越文本的精神历险——当代女性写作的原罪解读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书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爱与死、伦理和宗教,是女性写作的真正主题。人类精神中的原罪意识在徐小斌、铁凝等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意蕴深刻的文本体现和文化读解。原罪书写是当代女性写作再一次的精神历险,显示了女性写作在性别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双重意义上的进步,展现了更为成熟厚重的格局。     

误区中的女性话语——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文化分析

身体写作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表达和强化自身社会存在和价值地位的一种特有的写作方式，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它的本意是女性通过书写身体，从主体的角度抒发自己的生命体验，以摆脱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操控，创造属于自己的领域。可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商业化操纵和消费主义倾向的影响，身体写作发生了变异。本文旨在对中国女性话语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下身体写作是一种陷入误区的女性话语，最后提出只有重建女性话语权才是女性解放和发展的出路。     

女性主义诗学视野下的迟子建创作

阅读迟子建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创作风貌广博大气,作品内容丰富深厚,相较于女性意识张扬激越的当下,文坛呈现出不同的写作特点。在"超性别写作"的理论和创作背景下,迟子建从女性主义诗学的视角,展开其"超性别写作"下的女性书写,此外,其创作中还表现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视角。不管是在对女性人物塑造上的独特价值关怀,还是对于朴实纯净的大自然的诗意描绘,或对于广袤复杂的社会图景的写实揭露,迟子建都坚持站在"人"的视角以有节制的情感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