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威廉·戈尔丁小说的人性观

戈尔丁小说以关注人性和对非人性的独特视角,并通过对象征体系的外化,使之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其作品以犀利之笔,在善恶格局中聚焦于非人性;叙述世态人情中人性的缺失;对生死存亡之际的人性恶进行曝光,从而传达其独特的人性观——“人性本恶”。     

简论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性描写特色

毛姆是20世纪著名的作家，其短篇小说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在揭示与把握人物时，对人性的描写并非简单地进行好与坏的区分或善与恶的定位，也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富于变化的情节，将人性的善恶融为一个复合体，善恶相间，螺旋演进，形成善恶双螺旋的表现艺术。文章通过解读与分析毛姆的几篇代表性短篇小说，指出善恶双螺旋是毛姆人性描写的重要特色。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利己主义的多样性——以小说《罗生门》和《鼻》为例

芥川龙之介是近代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早期的历史小说多体现利己主义的主题,其中以《罗生门》和《鼻》最具代表性.两部小说虽然都着眼于对利己主义主题的挖掘,但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两种不同内涵的利己主义,即为生存的利己主义和旁观者的利己主义.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对利己主义本身的批判,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利己主义作为一个工具,揭示了人性中的善恶并存,并进一步批判了认同这种利己主义的扭曲的社会道德.     

论残雪与芥川龙之介的“丑恶”叙事

中国当代先锋女作家残雪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两人的作品都聚焦人际关系冷漠、精神的枯萎以及社会丑恶，因此可称之为“丑恶叙事”。两者的不同在于：残雪的丑恶叙事背后始终有对精神突围、灵魂自由的期待，与其说她要表现现实的丑恶，不如说她要表达精神理想对现实困境的超越；芥川龙之介在悲观主义哲学和自身经历的影响下，专注于揭示人性的异化，透露着深深的虚无感和幻灭感。     

理想与现实的参照——徐(讠于)与张爱玲小说情爱世界的比照解读

徐(讠于)与张爱玲的作品都以爱情与婚恋人生为表现母题,从中来透视人性在爱欲情仇中的种种复杂表现.由于两位作家的个性气质和男女两性性别立场的不同,在表现爱情与人性之种种变幻与多样形态时,两位作家的笔下所展现的是带有个人独特的精神印记与不同的观察人生眼光,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的情爱世界.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米兰·昆德拉与张贤亮小说中死亡意识之比较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与中国作家张贤亮都善于通过对人的身体的书写来折射出人类超越死亡之路。由此表现出来的是作家对人性伦理的哲性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位作家的写作姿态同中有异：同样是对性政治的关注，昆德拉的着眼点在于个性，而张贤亮的关注点在于集体的理性力量；由此差别又带出了作家对于灵一肉关系的不同见解。     

理想与现实的参照——徐訏与张爱玲小说情爱世界的比照解读

徐訏与张爱玲的作品都以爱情与婚恋人生为表现母题,从中来透视人性在爱欲情仇中的种种复杂表现。由于两位作家的个性气质和男女两性性别立场的不同,在表现爱情与人性之种种变幻与多样形态时,两位作家的笔下所展现的是带有个人独特的精神印记与不同的观察人生眼光,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的情爱世界。     

劳伦斯对人性的探索

20世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一生都崇尚自然、憎恶文明,主张人应当按人的本性、自然状态无拘无束地生活.试从自我、社会、自然三个角度入手,着力探讨劳伦斯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这一主题,试图籍此寻觅出劳伦斯对人性的探索之路.     

女性堕落文本的互补性阐释--《月牙儿》、《沉香屑·第一炉香》比较

老舍、张爱玲对故事中的母性堕落蓝本、女性堕落心路历程、母女两代人生存命运的不同处理，使得《月牙儿》与《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两篇小说构成了文本阐释的某种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堕落、人性畸变的成因进行探讨时，对社会性因素、人性因素的不同侧重和对文化因素不同层面的观照上。     

《童年》与《白轮船》的主题学分析——人性善恶的展现与抉择

高尔基的《童年》展现了小主人公阿廖沙童年时期于俄国社会经历的人性善恶,他养成了在丑恶现实威逼下决不屈膝的坚强性格。在善的指引下,阿廖沙最后走向人间去体味真正的人生百态;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则是以童年主人公小男孩的目光,来看吉尔吉斯护林所里的善与恶。同样在善的指引下,小男孩最后以死来拒绝他纯洁内心所不能屈从的那些恶。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在人性善恶展现与抉择上的不同,可以看到两位大家面对人性善恶时的不同态度。     

极度与可能：人性探险与小说温度

人，不是一团抽象的规则下的螺钉螺母，他是肉身，是灵性，是绕过千岩万壑的河流，是永生汹涌澎湃的海洋。人、人性的再生性原则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步骤。现代文学创作，依旧无法超越人性的迷障，但是，在对它的表现过程中，在人类必要的叙事限制与疆界和创作的自由与解放之间的博弈从来就未停止过，也正是在这过程中，作品与作家的品味、成就高低被凸显出来，人性的试探与小说的温度同时受到检验。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悲剧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本文着重探讨金庸作品中人性悲剧的产生根源、表现形态及其包涵的文化意蕴,并评述金庸为人生苦难指出的解脱之道。     

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

在康德的人性观念上,学界侧重于揭示人格中的人性对于定言命令式的意义以及对人性中善恶两种属性进行静态考察。但康德的人性观念还可以从动态的和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在这种视角中,人性基于善恶两种属性的内在对立而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人格中的人性则是人性发展的最后和最完美的状态。但善恶在人性中并不具有相同权重,趋恶的倾向乃至一切恶习只是嫁接或附着在向善的禀赋上。这决定了,向善被设想为人类历史的正轨,趋恶则是对善的偏离。唯有如此,善才能在与恶的持续对立中逐渐战胜后者,并使人性的发展趋向于一种纯粹理性的道德目的。康德在其人性思想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的思维方式,虽然不能称得上是一种普遍方法论,但却是对其先验思维方式的辅助和补充。     

浅析墨子之人性素丝论

以显学墨家学派人性素丝论为代表的天赋自然论,认为人性本如丝,无分善恶;人性易受环境染习,可以为善,亦可为恶;人性的善恶完全是后天教育、环境熏陶的结果,后天的教育与环境之于人就像"染缸"与"素丝"。该思想是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的,强调了教化对于人的重要作用,是对"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的一种超越。     

走向分析的人性——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一种新理解

西方哲学的人性解读经历了本质主义向非本质主义的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在颠覆了本质主义人性论后,并没有把对人性的解读引向"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把人性理解为在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人性的表现是一个由潜在到显在的表现过程,作为表现过程中的具体人性需从人满足其需要的具体行为过程中加以具体地分析,即需要分析人性表现过程中的表现主体、表现源、表现场域、表现方式及表现结果诸因素。对人性的共性概括须走向对人性的具体分析。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无名的裘德》和《儿子与情人》中分裂的爱

哈代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作家,而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首屈一指、影响颇深的作家。两位作家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评论界中的“宠儿”,“褒贬不一”、“饱受争议”成了评价两位作家作品经常使用的词汇,而哈代1895年出版的《无名的裘德》与劳伦斯1913年出版的《儿子与情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裘德与保罗追寻的精神之爱与欲望之爱,可以更好地理解哈代与劳伦斯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