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之辨析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固定在受众心目中的,具有脸谱化的人物效果。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各自的功能迥然不同。对于曹操的文学形象理解不能影响对其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要区分二者的不同,给予各自专业性的评判。     

论宋代诗歌研究史的撰写理念与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史志类、书目文献类等“前”研究史著作进行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的总结；二是对百多年来学术史研究类著作的撰写体例、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史类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评骘，把百多年来学术史撰写体例概括为三粪者种，连带而及，对某些研究史类著作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分析。     

卑鄙的手段 险恶的用心——批判尊儒反法的“罵曹”旧京戏

文艺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总是利用文艺形式,千方百计地歪曲、丑化、咒骂法家人物,极力贬低他们的历史作用,肉麻地吹捧、美化、歌颂儒家人物,鼓吹孔孟之道,为其复辟、倒退的儒家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的法家人物。可是,在旧京剧舞台上,曹操却被污蔑为“白脸奸雄”。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下,“骂     

唐诗中的曹操形象——读《丹青引》《邺城引》及《铜雀台》诗

唐朝与六朝相近,唐人检视六朝较为真切。而自宋以下,由于时代久远加上各种因素的作用,对于人物的评价容易失真,关于曹操的评价便是典型。王仲荦先生引用杜甫的《丹青引》评价曹操,说明在宋之前,人们对曹操"还没有微词",从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王仲荦先生坚持对曹操性格中残酷一面的揭露,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严嵩、徐阶比较研究

在传统史书中，历史人物往往被分成“忠、奸”两类。其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这种“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明朝“奸相”严嵩与“贤相”徐阶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论曹操的政治举措、文化品格及其历史影响

曹操势力之崛起及其统一北方中国,在于其德业内举,即施政方针与措施产生的效用。曹操出自寒门,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观念有异,具体表现为:治军施政尤重法术;重视选举制度改革,用人唯才;倡导节俭,务以俭率人。在思想文化上,曹操及其家族主要人物多崇尚通脱,轻视礼法,大力倡导并致力于文学艺术活动,引领了士风与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     

关于元杂剧的贬曹倾向——兼和景孤血同志商榷

曹操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重要的戏剧人物和艺术的典型形象。因此,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讨论,也势必涉及到对传统戏剧中曹操形象的看法。在这次学术界开展的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论争中,我读到了景孤血同志的文章,他根据元人杂剧十一种,认为在这些剧中有的把曹操处理成正面人物,有的则处理成反面人物,可说是“毁誉参半”。在这里,景孤血同志虽然没有再作阐发,没进而谈到正个元三国杂剧的     

曹操与《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发言

壹曹操在历史上是怎样一个人物曹操是当时地主阶级武装首领之一。他的镇压黄巾运动是一个罪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要历史地具体地评价曹操,就必须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然后给他以一个科学地位。决不能只抓着镇压黄巾起义这一点而一切抹煞他。黄巾起义以后,东汉王朝曾大批地遣兵调将来镇压农兵军,最出名的“将军”们就有朱隽、皇甫嵩、董卓、刘备等,不能把打黄巾的全部责任放到曹操身上。黄巾运动是阶级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东汉封建社会     

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历史系师生热烈展开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

关于曹操的评价问题,目前正在全国史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曹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群众中间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他应如何评价,牵涉到历史研究中正确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问题。历史系师生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举办了曹操问题讨论会,到会的除历史系教员和同学外,还有外系师生和校外人士。翦伯赞先生在会上分析了一下目前各地讨论的情况,提出其中若干带有理论性和原则性的争论问题。根据这些提示,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目前各地的争论问题之一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应否一致的问题。有人认为戏台上所描绘的曹操脸谱是被人民批准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创造的曹操这一个千古坏人的典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看法,不能更改。至于历史上的曹操到底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艺术的真实与历史     

从替曹操等人翻案谈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广大民众出于社会良知,约定俗成地形成了鉴别历史人物的一般标准。这些以道义为基本内容的评价标准,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正能量。人性的光辉,使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超越阶级樊篱,关注国家前途、社会和谐和人类的命运,保持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肯定这样的历史人物,有利于积极地引导社会历史向良性方向发展。而个人建立的事功无论多大,也不等同于历史贡献。不论是非,单以事功为标准评价人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会产生负面效应。数十年来,史学界对草菅人命、给后世造成恶劣影响的曹操等人翻案,有悖于正确的评价标准,分明站错了立场,是反人类、反文明、反历史的。     

姜草恐怖作品的主题研究

韩国艺术家姜草的恐怖作品非常有特色,他一改以往恐怖作品的风格与特点,在作品中表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他的几部恐怖作品,主题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笔者就异化主题,时间主题与拯救主题进行细致的探究,试图挖掘姜草作品背后思路与主题的连贯与相关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姜草及作品。主题研究这个思路起源于德国民俗学,通常的主题研究,是指由纵向的角度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探索,整体性地关注作品及作者的精神世界,从而丰富对作品及作者的阅读。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文章围绕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阐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人类学。从中国情况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说明,中国人类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而近二三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走向,也使其在深入研究汉人社会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重建——以曹三公子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

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呈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学。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诞生后，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创意性阐释史传的手法，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史传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为网络历史小说的类型化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具体创作中，以曹三公子为代表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既有对传统史传小说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史传小说的合理改写。作为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起始文本之一，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具有一定的网络文学史价值。     

曹操与济南

曹操与济南有很深的缘分:做济南国相,在政治上得到了历炼,树立了名声,可谓是事缘;在济南附近收编黄巾军,势力大增,初步奠定了王霸之业的基础,可算是地缘;纳济南人卞氏为其贤内助,得以全身心地致力于戎机政务而罕有后顾之忧,这便是所谓的人缘了。因此说曹操是济南历史上的名士,自无不可。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抑丕扬植"倾向的形成与演变

在建安文学接受史上,对曹丕、曹植兄弟人品文才的评价,存在着"抑丕扬植"的倾向。直至明清时期,王夫之等人竭力予曹丕及其作品以高度评价,以至一度出现"抑植扬丕"的状况。"抑丕扬植"倾向在整个接受史过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既具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文化的心理特征,即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权威崇拜的心理定势潜在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活动。由此亦可见读者期待视野之变化及文体兴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