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幡信仰”与日本文学中的倭寇观——以《八幡船传奇》为例的批判研究

对倭寇的正当化与美化是以倭寇为题材的日本“倭寇文学”的总体倾向。早乙女贡的《八幡船传奇》作为倭寇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出发,把倭寇的入寇行径写成了受“八幡大菩萨”护佑乃至“八幡大菩萨”自身的行为,并基于神道教的海神信仰立场,将倭寇行径看作受神明庇佑的开疆辟土,从根本上将倭寇予以正当化乃至荣耀化,反映了日本的传统信仰与国家主义意识。对此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我们认识“倭寇文学”及倭寇观的文化渊源与当代流变。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庄子》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学出现了许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道家思想成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日本的新区域主义及中国的外交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东亚认同感明显加强,日本的区域主义正由推动一般的经济合作向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方向转变。虽然,在东亚一体化的内容、实现路径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其它各国还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对东亚的未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毕竟第一次与东亚各国有了基本相同的选择。这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形成了重要的共同利益。当然,日本占据东亚主导地位的要求也同时在上升。上述情况将使中日之间产生新的合作与竞争。如何使这种合作与竞争纳入良性轨道,是当今中国在考虑中日关系与东亚多边合作时,必须正视的新课题。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汉诗作为古代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学样式,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或政权的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日本奈良平安时期、五山时期以及江户时期对使用汉诗作为交流媒介与东亚各国或各政权的政治及文化交往表明,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朝鲜半岛上古史的特点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中朝边界的形成及特点——以明清为中心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朝鲜半岛近古史的特点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朝鲜半岛中古史的特点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朝鲜半岛的古史分期

朝鲜史是东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的历史发展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了解朝鲜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史及东亚史,其作为独特区域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我们研究区域史和有关区域的其他问题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目前对朝鲜半岛古代史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及学术价值是不成正比的。为唤起学界对其的关注,本刊特意推出这一组有关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的笔谈。     

为有源头活水来——日本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简论

由于历史、现实、文化上的多种原因,以中国历史为舞台背景、以中国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半个多世纪来先后出现了五代作家,形成了显著的梯队结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取材上偏重于中国古代史而相对忽略近现代史,总体倾向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在审美形态上有尊重历史与疏离历史、求真实与求幻美两种基本倾向。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     

CAFTA与中国、日本、东盟互动关系的转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东南亚区域合作中一件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在此过程中，东盟为何放弃与它有着紧密联系的日本而选择了中国?作者将从多边主义及区域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内外环境两个层面切入，透视东盟与中国、日本互动关系的演变，依此分析东盟的决策过程，揭示其中的结构性因素和背景因素。最后作者将在东亚合作的背景下做出几点分析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