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

政治问题在一切民族和文明中,都是早期哲学的思考对象,但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和讨论方式并不相同。如古希腊以城邦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突出“正义”的观念,把正义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中国,西周至春秋时代,并没有出现以“正义”为中心的讨论,而是提出了一些特有的概念范畴,如天和民、天和礼、天和德的关系等。这些讨论虽然还未形成政治哲学的体系,但无疑已经是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论述和命题;这些论述和命题构成了儒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背景和前提,和古希腊前期政治哲学形成了对照。     

自由何为

自由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汉娜·阿伦特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指出自由概念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是与政治公共领域内在关联的,而自由是城邦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内在构成基质。然而,随着城邦政治公共领域的消失,自由从外在政治领域移到了内在意志领域,从意志自由生发出来的现代政治自由概念,已经变型。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现代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都可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     

闪烁在城邦文明之上的理性之光——论古希腊哲学诞生的社会基础

古希腊哲学是现代西方理性思想的源头,这种理性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的理性相比有其独特性。任何哲学理性的诞生都与其社会基础相关。古希腊理性是古希腊城邦的产物,古希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既与其古代传统发生彻底断裂有关,又与其几何学式的城邦社会关系有关。     

政治自由理念的近代转向及批判反思

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治自由通过求善原则体现出来,城邦的公民只要服从善的原则,他们就是自由的.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这种求善的原则被拯救概念所取代,人们通过获得上帝的恩典而获得自由.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对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反思,马基雅维里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以"无支配自由"的概念为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奠定了基础.     

政治与道德：历史视野中的批判与超越

古希腊政治哲学奠定了政治与道德一体,人类通过政治实践获得德性的基调。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与道德分离,完成政治与道德世俗化进程。马克思克服上述思想的片面性,以唯物主义为武器,把政治与道德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马基雅维里的公共德性观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集中论述了君主应慎用慷慨、仁慈与守信等德性,并在必要时能舍善从恶的观点.由于这一观点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因此,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马基雅维里为此受到许多道德学家的诟病.但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否定政治的道德维度,而是主张在政治领域采用一种有别于传统道德德性的公共德性.     

西方古典德性观念的形成及其内在紧张

“德性”是西方古典文明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最初发源于“勇敢”这一军事性特质,但随即又溢出这一范畴,成为各种美善的统称。古典德性观念的建构是一个驯化勇敢的过程,经过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等哲人的努力,通过对各种具体德性的排序、分类及其统一等命题的阐述,古典德性观念最终得以形成。在此总体性观念之下,哲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可以区分出“政治的德性”与“哲学的德性”、“理智主义德性”与“共和主义德性”,这种区分及其内在张力构成了古典德性观念演进、发展的理论动力以及古今德性观念变迁的起点。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德性思维:我国德育的基本任务

德性思维作为一种主体直透客体本质(直觉引导)的理性思维,缘起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其思维进路是把普遍接受的(形上的或价值的)原则作为思维的起点和终点,并通过认识、把握主体而认识、把握客体.现当代德性思维的主体目标是造就实事求是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德性思维概念在现当代所容纳的规定性则是德育的基本任务,德性思维能力可以通过阅读、修养和力行及其他有效途径加以培养.文章提出并界定了"德性思维"的概念,从新的角度探讨了道德认识的特殊性和道德判断的思维基础.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趣

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 ,而不是功利主义或其任何变种 ;行政伦理学应当抛弃“经济人”缪误 ,而以“德性行政人”为理论出发点 ;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力避“概论化” ,加强其“哲学化”取向和理论深度 ;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 ,探讨行政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服务于实践     

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来库古政制改革辨析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希腊史学界争议的问题。根据古代研究资料分析及对近、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和研究成果的辨析,得知,来库古确有其人,来库古改革也实有其事,时间在公元前830年左右。来库古改革的各项措施以“瑞特拉”神谕的形式流传下来,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数世纪的影响。来库古的政制改革不仅使斯巴达从此由氏族社会阶段进入阶级社会阶段,使斯巴达国家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制,而且为以后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对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强盛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后果。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论近代自然法转折的意义

自然法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从古希腊哲人发端以来,它的内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得到强化,却也因此被改换了概念的基本因素,从而在卢梭之后被"天赋人权"所取代,逐渐淡出政治哲学的讨论范畴。现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更使法律本身完全回归现实维度,彻底告别形而上因素,也拒绝了种种诸如"善"与"正义"的先验性讨论。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自然法是否可能""自然法是否必要"这些问题又开始为人所重视;近代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转化过程也日益被认为是自然法概念消亡的关键所在。现代保守主义学者高举守卫自然法的旗帜,试图与从"天赋人权"开始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导向的道德虚无主义抗战。本文试图从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然法转折的细微之处,并从中寻找后代自由主义的先声。     

论政治文明的阶段性

阶段性是理解和探讨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视角。古希腊政治哲学确定了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逻辑结构,从现实城邦对理想政治模型的模仿和切近程度来评判政治文明发展的进步性质;中世纪神学政治观拓宽了研究政治文明的视野并以必然性充实了政治文明进步性的内涵;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结合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摒弃了中古时代政治文明进步性的狭隘传统和观念,使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现代阶段。政治文明的阶段性发展体现的理性主义传统对政治文明的实践产生着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扬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科学、更为先进的政治理论体系,把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论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思想,产生了误会。认为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从开始就走上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从而＂重商轻农＂;而我们是＂大陆文明＂或＂黄色文明＂,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重农轻商＂。其实这是极错误的观念。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我们一样是极重视农业的;而且从神话学角度分析,古希腊罗马人对农神得墨忒耳和酒神、丰收之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别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国际视野的正义理念及其公平性

在以往哲学家的观点上提出并论证正义的含义，认为正义有两层含义：正义意味着公平，同时正义意味着自由。其中，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正义是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和原则。“中庸”思想则是我国古典哲学中对于正义的阐述。公平的规则有分有合。正义的合理性在于它赋予个体自由权利。正义的状态在于自由意志之间的和谐共存，真正的自由体现了个体的道德自主性。     

直观与统一:赫拉克利特的自然观

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哲学主要有两条思路:打开自然哲学路径的米利都学派与使哲学思考转向人自身的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在这其中,赫拉克利特是一个衔接两大思想的特别人物。他的哲学虽然可以归类到自然哲学之中,但他已经开始用一种直观和统一的视角看待世界,强调将关注世界的"神的视角"转化到"人的视角"。本文试图通过对赫拉克利特思想脉络的梳理,从中溯寻其自然观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推倒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神像重开哲学之思--简析海德格尔及其《形而上学导论》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开篇就提出了"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他首先深刻地反思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接着,他又批判了近代哲学用"思"去规定"在",也就是控制论、价值化、世界资源化、利益最大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运用现象学的方法论,从本体论出发,以"在者"为起点,吸收了"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精华,以时间为视域,来说明"此在",进而领会"在"和"无",从中导出了生命及其意义.推倒了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神像,重开了哲学之思.     

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动因

古代奥运会基本上是随着希腊城邦制度同步诞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而希腊城邦制度中所具有的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为这种竞技性的体育运动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政治环境.与之不同的是,从横向的对比来看,在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等"四大文明古国"中,既未出现过希腊式的民主政治,也未曾有过"公民""平等"之类的政治观念,其君主专制政体所带来的"等级制度"或"种姓制度"在客观上不利于平等竞争的竞技运动,因而也就不可能孕育出奥林匹克运动.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在希腊城邦制度建立之前,由于克里特、迈锡尼王朝推行着类似于东方的集权统治和等级制度,因而未曾孕育出奥林匹克运动;在希腊城邦制度消亡之后,由于罗马帝国抛弃了希腊的民主制度,否定了"公民""平等"之类的政治观念,又使得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戛然而止、销声匿迹;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平等观念再次深入人心,终于又使得奥林匹克运动重焕新生.如此说来,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的赛事,而且是一种政治运动的结果,其所伴随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值得我们加以深思.     

试论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

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思想文化基础,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分权制衡、代议制、普选制和法治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当代政治制度,其思想文化基础是根源于古代希腊,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得以形成和完善,并在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潮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自由民主思想。这种自由民主思想集中体现在西方思想家对人性、民主、法治、道德等问题的探讨与认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