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2008年）总目次

第1期·哲学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建构与重构………………………………………………………………………糜海波(1)马克思思想中“个人”之纬的厘清……………………………………………………………………张秋燕(4)先秦儒家“天论”的演进及意义………………………………………………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先秦儒家天道观的演化及其特征

天与天道问题是先秦儒家哲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解释关涉到对整个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先秦儒家天道观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特征值得注意。它们是:第一,由实存自然之天到至上神之天到抽象的形上之天,同时天一直不脱离万事万物;第二,由少数统治者之天到大多数人之天;第三,由外在之天到内在之天。     

荀子天论与先秦儒家天人观的转折

儒学被称为天人之学,儒家对于人道的考量历来与天命和天道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天命和天道的思考奠定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论天的方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他强调天人之分,将天定义为质料化的存在物,消解了传统上天在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从而瓦解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荀子物化的天论导致了儒家思想史上天与人之间内在联系的断裂,使得他的天论成了对以孔子的天命观和《易传》的天道观为代表的儒家形上思想的颠覆。否定天的形上意义并没有使他的天论为科学的自然观开辟道路,因为对于大自然深处的奥秘和律则的好奇与追问乃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此种态度却是为荀子所坚决排斥的。同时,天与人之间的断裂也使得他表面看来达到了顶峰的人文主义成了失去天道支撑的寡头人文主义,这种寡头人文主义本身已经包含着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也为韩非的法家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乘的思想缺口。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论先秦儒家的非主体性思想

研讨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涉及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评价。先秦儒家学说主要是人学,“其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①先秦儒家虽最早提出人的问题,但又同时给人的发展设置了障碍。这不在于先秦儒家对人的哲学思考的初始性或低层次性,而根本在于它一开始就给“人”注入了非主体性的基因。主体性问题是从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先秦儒家天人观发展述论

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家,尽管“天”的含义在各个阶段、各个思想家那里有所不同,但在天人观上,从孔子、孟子到荀子,总体特点都是以人为立足点,强调在人的能动基础上达成与天的合一；同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家对天的认识也明显地呈现出宗教主宰意味乃至道德意味下降,人文意味增强的趋势,这也正是社会进步、人类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自然结果,是人类思想文化演进的必然趋势。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

本文从现代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指出孔、孟、荀等人对于人性的假设正是其“治国之道”的必要前提;先秦儒家之论人性善恶,与现代管理中的“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     

先秦儒家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及其中庸之道

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为此他们提出中庸之道以协调、解决这一矛盾。故中庸之道对先秦儒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忽略、抹杀这一点，也就阉割了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     

论荀子道德教育观对孔孟思想的继承

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尤为注重道德教育,继承传统是其道德教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创建道德教育思想时,继承孔子、孟子的道德教育作用论、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从而弘扬了儒家传统,丰富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突破”及其文化精神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两次大的＂哲学突破＂。经由这两次承前启后的＂哲学突破＂,逐渐形成了以疑天惟人、因革变易、德刑相合、保民惠民为主要内涵的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之魂和赖以生存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先秦儒家对“乡愿”的批驳原因探析

先秦儒家所提及的“乡愿”代表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与现今社会上的“老好人”“好好先生”在表现上契合。这类 人没有原则,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放弃公义,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先秦儒家早就对“乡愿”做了批驳,认为乡愿是 “德之贼”。从两个层次来阐述全文：第一层次分析先前儒家代表们对“乡愿”的态度表现为批驳;第二层次分析先秦儒家对“乡 愿”批驳的原因。经过分析,原因如下,第一,与理想人格大相径庭;第二,异化和丑化了“中庸”“中行”;第三,乡愿行为与提倡 儒学人群的担当不符;第四,乡愿曲解了儒家推崇的“礼”。     

荀子政治哲学思想的特性

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荀子与孔孟相比,其思想虽无本质性的差异,但在许多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在思想表达方式上采用"隐晦言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双重纬度出发思考政治哲学问题;在政治价值追求上表现出明显的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这些思想特性加速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官学化和意识形态化。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无论是杜甫的社会理想的确立、人生态度的选择，还是一部杜集何以会对世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都与杜甫接受了《论语》的精神要义有关。作为儒家思想起源的《论语》，在塑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杜甫对《论语》中的精神要义不只是一般思想上的继承，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而有了让人感动至今的“诗圣”杜甫，有了一部熠熠生辉传诵千载的杜诗。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美学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学界迄今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一个学术上的疏漏。作为处于孔、孟之际的重要“美学”文本,《性自命出》体现了在先秦天命观文化背景中趋于觉醒的、儒家心性说及其重“情”而“可悦”的美学精神,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原始儒家的“美学”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先秦儒家理欲之论的现代启益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上重要内容之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理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人不能正确认识理与欲的关系,导致贪欲泛滥,精神家园迷失。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汲取先秦儒家哲人的智慧,用道德和法律来节制贪欲,矫治社会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