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易学研究趋势

考中国当代易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笔者以为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有联系的六种趋势.一、“传统易”.所谓“传统易”,即治易基本沿袭中国传统的以汉代“象数”易、宋代“义理”易为代表的思路与方法,采用文字学、训诂学与音韵学等传统治学方法,对《周易》通行本(即以历史上的王弼本为祖本的本子)和帛书本(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本子)的卦爻符号、文辞进行文字、符号的全面笺注与解读,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代易学的优秀成果.中国传统易学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左传》、《国语》记述周史、司空季子等所占筮例凡二十有二、虽然尚谈不上是一种成熟的易学,毕竟开中国易学之先河.学界一般认为大致上成篇于战国的《易传》(即七文十篇,又     

正本清源:理性地解读“风水”

古代中华风水术的关键并非得水、藏风,而是聚气,即通过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方式,使气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气的理念,是风水学、风水术的立论之本与人文之原。《周易》八卦方位尤其后天八卦方位,奠定了风水的理想模式。作为古代中华的一种巫性文化,风水具有畏天兼知命的二重性,既背反又合一。在中华古代风水学(术)中,人是一个有趣而尴尬的角色,糊涂与清醒同在,迷信同理智并存,委琐和尊严兼有,崇拜携审美偕行。迷信风水命理,只能导致人类居住的困难。理性,尤其科学理性,作为人性中的高贵部分,应当予以尊重。提倡理性地面对与研究风水,剔除命理迷氛,才能正本清源,揭示风水的文化原型,汲取其一定的技术理性、朴素生态环境之思与和谐、均衡之审美的合理因素。     

人类学三路向: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问题的研究,有“神话”说、“图腾”说与“巫术”说三大人类学研究路向。由于原始巫术是中国原古文化的主导文化形态,因此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之文化根性与原始审美意识何以发生,是一条最为可行而有效的学术之途。     

甲骨文字原始人文意识考释

本文从卜辞择取井、大、生及相关甲骨文字例 ,考释其所蕴涵的原始人文意识。认为 :井 ,体现先民特有的天下、宇宙意识 ;大 ,具有从原始男性生殖崇拜历史地转递的哲学、美学的本体意蕴 ;生 ,从社树为原始意象的原始女性生殖崇拜走向生命的觉悟。三字共同营构顶天立地的人的原始形象     

"唯务折衷":《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品格

本文提出并论证"唯务折衷"是<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独特的一种文化选择.其文论思想具有亦道亦儒亦佛又非道非儒非佛的趋于圆融的精神品格与人文内涵;其为学的观念、方法,体现了刘勰站在道儒佛之上俯瞰三学与古今的"弥纶群言"的精神气度、自创新格的努力以及兼顾两边又不落两边的执中.     

《周易》重“生”美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一古代“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黑格尔的这一文化见解与美学论断,某种意义上似乎倒是特意针对《周易》美学思想而言的。尽管张政烺先生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原型是数图形卦,使阴爻阳爻象征生殖崇拜的易学观点遭到责难,但这不等于说《周易》文化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人的生殖     

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

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诗性与思性相统一的时空结构,它根植于既是天人合一,也是天人相分的独特的东方生命文化之中,在深厚的中国诗性及其艺术审美实践中融渗着思性因素,是思性的诗性化。     

从社会实践看“共同美”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转引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九期)毛泽东同志关于“共同美”的这一观点,一般被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同阶级的人,可能对同一审美对象产生相对共同的美感。这种理解固然有道理。然而,美感是美的反映,美是引起美感的源泉。不同阶级的人所面对的各个审美对象,如果不是客观存在着美的某种相对共同性,那种相对共同的美感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所谓“共同美”,首先应当是指客观存在的美本身的相对共同性,它是由不同价级的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积极的相对共同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当人类尚未诞生之时,地球上一切事物,尽管已经存在,并且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不     

提倡“学院派”

学院派在人类教育史与学术史上,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学术丰碑与思想权 威,成为熔铸时代、民族之魂与人文、科学理想乃至世界精神的“圣地”。尽管近20余年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蔚然 成风,然而,由于文化批判的滞后与传统之积重,直至今天,学院派阵容 欠整。提倡学院派,就是提倡为祖国、为民族、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提倡学者 的道德良知与人文操守,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学风。     

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