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鲁迅的起跑点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生活的时侯，曾写道：“学生时代，他最高兴回忆到的是十多岁时在南京”，可见南京于鲁迅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大抵不只因为这是他离乡之后所到达的第一个大城市，也因为这是他人生旅途上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     

略论鲁迅杂文的美学思想(续)

三、鲁迅杂文的真实性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其实,鲁迅杂文的生命,也是真实。如果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那末,鲁迅的杂文则是现实生活的更直接的反映。鲁迅杂文的美学价值,它的全部根基,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只有真的,才是美的。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注意汉语拼音的书写规范

按照汉语拼音的书写规范,“专名和姓氏的注音,第一个字母大写。”(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但有的中学课本对这点疏忽了。如《中国历史》第二册中“龟兹(qiuci秋词)”便是一例。按规定,这里的“q”应大写作“Q”,因为这是在给一个专名注音;若只是给其中一个字注者,如“龟(qiu秋)兹”,——那小写的“q”就没有错了。这种疏忽还表现在多处姓氏的注音,第一个字母未大写。未暇去查更多的例子和不合汉语书写规范的其它情况,但估计不会没有,因此有必要提说一下。     

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

“宁信而不顺”一说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的翻译观,也是理解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关键。“信”就是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法结构。鲁迅以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情感观念,而且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只有输入新的表现法,才能实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顺”的翻译则是使译文在顺从中国人固有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中归化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里面。因此在中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迥然差异、文言文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信”的译作必然与读者阅读的“顺”发生冲突,由“信”而“顺”是一个适应和接纳的过程。这是鲁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体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杜维明先生访谈录(二)

蒋：可能杜先生讲到的“十”，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才有。如果说人类遇到的问题，上的参与空间非常大，这个我同意。确实现在中国要解决参与问题的话，关键还要有一批士，一批真正有参与精神的十，这样，发展的空间就很大。刚才杠先生说出现人格上的十来参与，这是个人格形态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士和原来的士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了，解决的方式可能就跟以前的十个大相同。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和孔子、盖了当时的世界肯定不同，他们没有现代化的问题。孔子遇到的是礼崩乐坏的问题，朱熹遇到的是另外一个文化──佛教的挑战问题…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五四”反封建启蒙文学主题的淡化及其流变

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你想他是怎样的情形呢? ——胡风 1、鲁迅是中因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是“五四”文学传统的奠基者。说起“五四”文学传统,我想不妨把它看成是由反封建的启蒙文学传统和个性解放的文学传统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由这两个文学传统决定了“五四”文学的两大基础主题:反封建的启蒙文学主题和个性解放的文学主题。新文学由头十年向后两个十年的演变中,无论是启蒙文学主题还是个性解放的文学主题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淡化”的趋势。那么,对这种“淡化”趋势的描绘和“淡化”原因的探讨,则成为本文关注的一个焦点。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第二部分：南京堪列中国三大“佛都”

“对中国佛教文化最有影响的城市只有3个,南京、洛阳和西安。著名佛教文化研究专家杨采泉先生肯定地说。说起这个话题,杨永泉先生虹时打开了话匣子：“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建于洛阳,洛阳最盛时有寺庙1367所。西安同洛阳一样．历史上的佛教文化都曾盛极一时。但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落,以及战祸的频起,两座城市的佛教地位及文化影响力办随之消减。只有南京,因为地处南北文化的文汇处,加上南京特有的包容性,使佛教文化在这块土地上薪尽火传、永不熄灭。”     

论鲁迅悲剧艺术美

一、真实美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悲剧艺术美的基础。悲剧艺术是现实生活悲剧冲突的反映。它在矛盾斗争中展示着美。鲁迅强调“真美”,“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扫除“十景病”的虚伪,希望“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莫言小说与中国形象 ——以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情况为例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漫谈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锤炼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在《论小说》中说过:“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这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为严格的语言大师。众所周知,鲁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虽然他在写作之前作了充分准备,“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     

鲁迅的文艺批评观和文艺批评风格

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很少。”①这“很少”,大约源于其“难”——因为创作与批评虽然有其内在联系,但毕竟又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语言符码。而鲁迅却以自己的艺术才情成为这“很少”人中的佼佼者。鲁迅的创作和批评的两副笔墨一直相伴相随,从来未曾分开过。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掀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辉     

通讯中的人物也要写出“这一个”

恩格斯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致敏·考茨基》)在这里,他揭示了文学作品创造典型人物的一条根本规律,即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人物的共性是通过活生生的“这一个”来反映出来的。作家创造人物形象,往往是先选取一个性格特征比较突出的真人作为“模特儿”,然后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出关>的关》)。通讯不是文学作品,它不能违背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在人物描写上没有文学作品那样“自由”,但也必须写出“这一个”来。因为只有写出“这一个”,才能使通讯入耳入目入脑入心,通过“这一个”活生生的事迹来感染读者和听众,使他们从中受到教育或得到启示。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重申“鲁迅精神”

在当今学术界 ,一方面研究鲁迅的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论文”化的鲁迅不是本色的鲁迅 ,吃透鲁迅精神的学者名流多如过江之鲫 ,可是在人格上传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一个三流的学者当然能从鲁迅身上获取学术利益 ,然而却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从鲁迅身上获取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把鲁迅的思想当作绝对的权威 ,强制性地让青年们接受和服从———学院化 ,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也不再是真正本色的鲁迅 ,鲁迅被“神化”的同时 ,也被庸俗化了。因此这是一个鲁迅缺席的时代 ,重申鲁迅精神的直面、求真、启蒙刻不容缓。     

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

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文学。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到了三十年代,进入了它的繁盛期。这是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呈露出千姿百态,宛然汇成汹涌大潮的时期。这是讽刺多样化的发展时刻。继鲁迅之后,新进的不同风格的讽刺小说家们,老舍、张天翼、沙汀等纷纷登上文坛。“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两大讽刺小说流派,成了闪耀在三十年代文艺上空的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在文学领域内,囿于各色政治的或艺术的偏见,可能再没有比讽刺更多地遭人嫉恨、歪曲或漠视了吧。讽刺是剑与火,它会伤人、灼人,自然不象赞美诗那般悦人耳目。讽刺又是笑的艺术,可是“我们一般地还不会笑,更不懂得‘喜剧性’是什么”,因为“理解喜剧性,这是美学教养的最高峰”。《阿Q正传》曾被某些人曲解为揭阴私、开玩笑的文字。《堂吉诃德》     

鲁迅小说的成语运用

鲁迅一贯主张用“明白如话”的白话文来进行创作,但他也非常重视继承中国优秀的语言遗产。他说,如果“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因为古语总会有人懂得,比之生造那些只有自己懂得或者连自己也不懂的字句要好得多,同时吸取古语中的养分,可以丰富现代语言的宝库。对于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语,鲁迅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所以他在创作中,“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