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抒情时代"中的"青年诗人"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看出,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时段有一特殊的精神历程已步入中年的他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并且生发出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粗暴的历史等重要的思想命题.     

鲁迅与施耐庵:跨时代的精神承传

从鲁迅对施耐庵及《水浒传》的考证评述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接受情形看,鲁迅不畏强权,勇于反抗压迫,荷戟鏖战的抗上精神以及崇尚“个人的自大”的独异精神实源于他对《水浒传》文本的缜思细琢和穿越历史时空的联想。在文学层面上,鲁迅从大众语、小说笔法、人物塑造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维度上获得了解读《水浒传》的启示。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融古铸今” 艺术新探——对鲁迅《故事新编》的一种理解

融古铸今,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突出特点,也是作家在这部创作中的伟大开拓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这当然也适用于对历史上的文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因此,围绕融古铸今特点,认识和阐发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提供了哪些符合他的时代要求的新的内客和形式,也可以说是真正理解和正确阐释这部作品,从而给它以恰当历史评价的关键问题和根本任务。 那么,《故事新编》“新”在哪里?     

十年沉默的鲁迅

本文主要探讨在1908年发表《破恶声论》至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沉默的十年的鲁迅的内心世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鲁迅在酷烈的沉默与荒原感中,通过“反省”,打破了将自我神圣化与英雄化的神话,生发了有罪感,找到了作为“中间物”存在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的彻底的批判、怀疑精神使鲁迅必然地走向五四;另一方面,鲁迅在文网密织下的自我麻醉,使他“沉入古代”,“沉入民间”,在魏晋、浙东文化中,寻到了自己的根,并获得了对生命本体的黑暗体验,这又是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这正是鲁迅的独特性所在。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鲁迅小说的艺术辨证法

鲁迅很早就对辩证法有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这从他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科学史教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也自觉地运用了许多艺术辩证法。这是我国现代艺术创作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宝藏。这里略举数例,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更大的重视,共同进行更好的发掘和继承。一、逼真和传神逼真就是我国传统画论所说的“形似”,传神也就是我们传统画论所说的“神似”。在“形似”与“神似”这对矛盾范畴中,鲁迅首先是强调“神似”的。他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最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但是鲁迅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总结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热情地称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同时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他的缺点,“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过的评价,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他高度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是“创造民国的战士”;同时,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精神的丝缕”,又使他“不能全忘却”。从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一直到临终以前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直在研究和撰写这部历史,他已经把“不能全忘却”的“精神的丝缕”,清晰而深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论王瑶对鲁迅的研究

王瑶,山西平遥人,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鲁迅研究只是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1953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这为他后来从宏观角度研究鲁迅打下了基础。此前,出版过《鲁迅与中国文学》。1983年,他把近三十年来所撰写的论文,分别编为《鲁迅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前者是研究鲁迅专著,后者有些篇也论及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还有一些研究鲁迅的论文,散见于各报刊。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研究至今拘囿在社会学层面上,其流行观点为“鲁镇”就是乡村,悲剧主人公就是“农民”。实际上,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的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     

鲁迅在朝鲜--读李陆史的《鲁迅论》

李陆史所著的<鲁迅论>是朝鲜文学家为缅怀鲁迅所著的文章中最精彩的一篇.李陆史在文章中从文化的高度在思想上把握鲁迅的文化意义,着重强调了鲁迅创作中的反封建意义和启蒙意义,并对鲁迅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为朝鲜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论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主要是从本体论及工夫论两方面论述的。其本体论主张“君子以理制事”、“圣人作《易》”、“数即理”、“极亦此理” ,以理释易 ,以心释理 ,此心即是“圣人之心” ,把《周易》演绎为一部存心明理之书。这是陆易的主体。其工夫论 ,与“本心”相应 ,是“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二者是中国易学哲学化的重要环节 ,都是中国哲学在宋明时期具备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陆易思想不仅集中体现了陆九渊的儒家一贯立场 ,而且更加反映了他的心学特征     

论鲁迅《野草》的解构主义倾向

鲁迅《野草》的许多篇章都或隐或显地具有解构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文本的写作策略、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渗透在作者为文的思维方式之中。这与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等原因不无关系。其解构倾向是中国的、现代的、散文诗的,难以摆脱解构与建构的冲突。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