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媒的角色作用与变迁

本文从婚媒产生的条件、职能与特征等方面，论述了婚媒角色作用；并且剖析了婚谋角色变迁的历史条件，阐明了现代新型婚媒特征与工作方式。     

马克思的多重面相之谜:一个历史回顾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思想形象差异。在恩格斯那里就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索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而经过列宁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形象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青年马克思"又引发热议。正是这一讨论促使我们反思马克思多重面相背后的秘密: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诉求以及历史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拣选。     

“婚内强奸”的伦理思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婚内无奸"、"丈夫豁免"的语义和历史考察,揭示了"婚内无奸"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婚内有奸"观念已悄然确立,进而论证了婚内性暴力的反理性、反文明性、反道德性和违法性.     

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创新路径探析——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2021年,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把优秀传统文化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融媒产品,以传统文化的创新呈现、现代表达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好评不断。"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年轻时尚的表达、全覆盖的融媒传播、电视IP的产业转化、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等激发了体验经济和参与式文化的巨大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立足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唱响中国风,用现代科技赋能,在理念、实践、产业层面不断创新。     

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以“公域”与“私域”的区隔为视角

"公"、"私"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史,但其原义是一组具有背反关系和伦理本性的二元对立概念,"公域"、"私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区隔,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定位和归属问题。而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公域"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在现代生活中,公私领域的结构转型带来了认同焦虑。受大众传媒或新媒体的影响,"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愈益模糊。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日益扩张的公共空间所征用;另一方面,一个以全社会为单位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一带一路"视域下韩国媒体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之建构与演变 ——以韩国广播公司(KBS)相关报道为例

由韩国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入手,通过对韩国主流媒体KBS中"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归纳,将韩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情况划分为热议期、冷淡期、焦虑期、暧昧期以及争议期五个阶段,并对韩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总结.研究发现,韩国对华认知体现出消极与积极并存但总体上偏向消极的特征,且消极程度越来越深,这一变化趋势与中美利益摩擦不断深化有关.若想化解韩国媒体中的误解并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共塑中国形象.     

“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

《聊斋志异》在国外流传甚广,其中翟理斯之英译是《聊斋志异》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以钱钟书关于翻译的"媒"、"讹"、"化"之说加以烛照,可较为全面地阐释翟氏英译的特色。其中,"媒"表征于翟氏译本注释,起着有效传递中国文化媒介之作用;"讹"体现为翟氏出于纯洁化之考量而对原作性描写所作的置换与删节;"化"落实为两个层面,译文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的文风,译文所觅取文化意象与原文中的文化意象间形神兼似。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圣婚仪式”中“爱”的弥赛亚性

圣婚仪式贯穿在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宗教对女神的崇拜到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这种仪式的象征性构成了宗教本身.圣婚中"处女生子"和"童贞受孕"的现象蕴涵着重重深意:从"处女"和"贞洁"的概念界定到"圣子"的出生,从象征赖以产生的肉体经验到象征被高度抽象后的心里体验,"圣婚仪式"体现了一种灵肉结合的爱,它不但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提升而且不曾失却生命的温度.     

从"姓"、"姑"、"媵"三字看古代婚姻陋俗

本文对"姓"、"姑"、"媵"三字进行结构及词义分析,通过分析从而看到"姓"字反映了原始群婚习俗,"姑"字折射出"亲缘婚"现象,"媵"字透视出"一夫多妻"的现象,探究此三字的文化意蕴,来管窥古代婚姻之陋俗.     

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亚马留政府时期澳葡财政的若干问题

亚马留是第一个为澳葡当局建立新税收体制的总督。1846年他发布第22号总督训令,核准《澳门公钞估议抽收章程》,规定了澳门公钞的征收原则和税收计划编制的工作方针。澳葡当局财政运作中使用的货币Pataca是墨西哥元(或西班牙元),而非“澳门元”或“澳门币”。早期澳葡财政运作中广泛使用中国“两”,以此来统计财政收支数据。1847年第46号总督训令和修订的《澳门公钞估议章程》将议事公局排除在公钞估议活动之外,由此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议事公局而从属于澳门总督的政府部门——公钞会公所。亚马留政府尝试对澳门华人征税,并部分达到了目的,但尚未建议起一套专门针对华人的征税制度。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中国形象的文学塑造

随着中国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形象的塑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中国形象的塑造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综合国力中形成了明显的短板.中国形象的塑造需要文学的参与,文学在中国形象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从历史的维度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作为问题的表象,两者背后均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国进民退"问题再次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明确其本质,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风险.否则,就会影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建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婚内强奸"行为法律定性的再思考

受传统观念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两性关系特殊性的影响,"婚内强奸"行为一度被排除于犯罪的范围之外.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已婚妇女对丈夫仍然享有性的自由和权利,婚内强奸行为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被刑法规制,并且在刑事追诉上宜采用自诉方式.     

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

"一届政协"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实现了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性跃迁.作为一种传统基因与现代特性有机结合的政治创设,"一届政协"不仅构筑了建国初期中国政治理念及其制度逻辑的体制性平台,而且还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的制度基础与运作范式.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