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哲学史中“以马释中”的理论贡献——对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探讨

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杨荣国、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发掘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诠释,开拓了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后等中国哲学研究新领域。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探究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大陆教育哲学25年发展轨迹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教育哲学学科制度建设和学理建设的发展轨迹两个层面入手,回顾了中国大陆教育哲学25年来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并对教育哲学学科制度建设和学理发展作了理性反思。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之争的再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元理论问题.早在第二国际时期,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就制订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阐释方向.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正统"阐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确立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问题获得了一个"权威性"定论.这一时期,一些苏联哲学家针对"教科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中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特征问题的讨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哲学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再度兴起.无论以何种方式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特征,都要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这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思想的阶段性、异质性和批判继承性,以及如何在整体意义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论加字哲学——从金岳霖先生的一个区分谈起

金岳霖先生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分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如果把"史"字去掉,金先生的区分就变为"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别。若再把"在中国"这个地域性限定表述去掉,他的区别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实质在于:通过加字形成一种加字哲学,从而形成与哲学的区别,具有超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围的、富有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的一点思路

在分析“范畴”一词之本义与引申义的基础上,学科、学理意义上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之所以是“合法”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文史上,实际存在有待于建构中国美学范畴史之大量范畴及其群落的思想与思维资源之故。而诸多关于中国美学的命题、范畴及其群落,在思维方式上,是诗性问题的知性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天人相分之研究成果。从而回答了所谓“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这一提法“难以成立”的看法。     

范式当自文本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更无"哲学"这门学科;近百年来自"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表明,文本和范式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从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范式从来就是从文本当中来的.强调范式从文本当中来,并不是说范式没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并非否定范式的重要性,而是更着眼于范式与文本的融合性和切合性.正如经典文本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范式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论方东美的文化哲学思想

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中有浓厚诗人气质的代表人物方东美的文化哲学理念,阐释其经由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阐扬所建构的以科学文化为基础、以哲学文化为核心的"艺术、哲学、宗教"三者"合德"的思想文化体系,衡论方东美文化哲学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尤其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中的地位和特殊影响。     

黑格尔与经典作家论哲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作者认为重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对于推动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作者看来,他们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是逻辑与历史一致,其具体表现是哲学范畴、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文章重点论述了列宁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张岱年之中国哲学特色与发展规律思想概述

张岱年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建立了“新唯物论”哲学,实际上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条新途径。他早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和价值,揭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是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以及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在辩证法、本体论等方面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研究方法上,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哲学并注重比较法、逻辑解析等方法;他从经济、政治因素的制约以及哲学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他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与自然科学相呼应,走综合创新的道路。     

论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中国文化与民主、自由、科学以及中国文化的新生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了自由主义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和批评家韦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他从一个儒家的信徒走向自由主义的思想历程 ,揭示了他的伦理、民主和科学三者并进的文化哲学观 ,并在 2 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发展的总体架构下衡论了韦政通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从总体性哲学到和谐社会——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中形成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包括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三个理论层面。这三个理论层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和谐社会作为其实现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为理论指导,并根据这一哲学精神去设计行动方案。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些创新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实践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特征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即完成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以及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所形成的重要基本特征远不止这些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些。以实践转向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逻辑基础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有把握这些重要基本特征,才能准确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充分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