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文明对话"理念与当代国际关系

文明对话和“文明对话”理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显得更加必要,但这不是因为“文明冲突论”或者“历史终结论”有了新的佐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交融和相互作用其实在人类社会始终存在。杰里·H·本特利和赫伯特·F·齐格勒的新著《传统和碰撞:一种对过去历史的全球视野》对此有系统的考察和阐述。尽管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有时可能成为对冲突起作用的原因之一,但文明通常只是冲突的载体,冲突的根源是具体历史条件下     

文明、中华文明与新时代道德生活———兼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生活和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日益提高.从"文明论"的思想和学理基础来看,这就是把时代性和民族性作为把握"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基本范畴框架,并在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理解中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努力处理好其辩证关系,在明确地突出文化和文明之中华民族性的同时,同样要自觉地坚持文化和文明之社会主义和现代性的时代性,以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     

“文明的冲突”主宰当今世界？─—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本文分三个部分，即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冲突还是融合，论述了在该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及其冲突，评论了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他的论点经不起理论、现实、历史的检验。本文认为，国家利益的对立是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把它归罪于文明的差异是不能成立的；炮制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是为了给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把不同文明圈的国家作为敌手来对待是危险的；文明间的“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融合”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文明间的冲突将永世长存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变化和重大现实问题深入思考的产物 ,是对面临的时代性挑战作出的有力回应 ,是在不断解决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中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行动上和思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     

试析民族文化素质的构成及判断标准

民族文化素质是由行为素质（这一点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知识素质与精神素质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它的判断，依据其构成，应分别参照不同的标准，依次是民族性与合理性、普及性与创造性以及时代性与民族性。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根本特征。对子当前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现状的判断，有“爬坡”与“滑坡”之论，作者在两论之外提出“断裂”一说，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途径不在于“转轨”，而在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     

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浅论

本文着重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抗击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需要出发，论述了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对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论和世界文化“趋同”论作出评论。由此进一步分析思想文化建设工程的系统性内涵，提出其中包括“观念性链条”和“生活方式链条”两个基本层面；讨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目标，以及在教育，大众传媒，文艺等方面的现实课题。文章最后针对当前“两个文明”建设的认识误区，讨论了思想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     

论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邓小平理论的两个根本特征。立足于中国国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改革与发展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发展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性。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才能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更好地发挥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作用     

试比较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

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理论,具有某些共性,二者都是基于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而提出的,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两者的差异在于,“赶超论”与“台阶论”的实践特征不同,它们的实施结果也不同。邓小平的“台阶论”是毛泽东“赶超论”的继承与创新;两者分别反映了两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受时代条件的影响,因而应当客观评价这两个经济发展战略。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认识,使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