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产销利益平衡长效机制构建——来自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启示

为了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供给,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充分调动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但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相比,我国粮食产销利益协调政策措施存在粮食产销区之间利益协调政策缺乏、粮食产销利益协调政策措施手段单一等问题.因此,解决粮食产销利益失衡问题,必须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产销利益协调长效机制.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系统检视与完善对策——以黑龙江为例

黑龙江省是全国第一产粮大省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完善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升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切实调动粮食主产县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意义十分重大。应进一步健全种粮农户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补偿力度,建立粮食生产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创建境外商品粮生产基地的补偿机制。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粮食补贴政策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补贴的核心是粮食补贴.粮食补贴能否对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市场机制,以利益杠杆调动粮农的种粮积极性,使之能够从增产中增收,从而主动地寻求更高粮食产量上的均衡收益点.通过粮农种粮收益函数的构建,从粮食安全的视角分析粮食补贴与粮食安全(粮食产量)、粮农收益之间的关系,将粮农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看待,确定了既能刺激粮食生产,又能减轻财政负担的合理补贴结构和最佳粮食直接补贴量.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粮食的有效供给 ,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为此 ,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利益失衡的原因为：粮食主产区为生产粮食承担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对等，粮食生产对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税收，反而还要地方政府增加其配套补贴，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推进城镇化的成本。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建立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     

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调查与思考——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

本报告以安徽为例，研究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问题：通过回顾30年来安徽粮食生产的发展，总结了推动安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原因；tg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潜在威胁：因种粮比较效益下降造成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对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的缺失是威胁粮食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最后就立足国内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提出对策建议。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主要挑战及应对策略

当前中国在粮食生产、供需、贸易等层面仍存在较大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其主要表现为：中国粮食生产遭遇增产瓶颈、种植成本持续上涨、水土资源约束及生态承载压力加剧等困境；粮食供需面临品种结构偏离、产销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粮食对外贸易中出现外粮依存度上升而国粮自给率下降、国际粮食贸易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过于集中、国际粮食贸易摩擦加剧、融入国际粮食治理体系受阻等难题。中国亟需从生产、供需和贸易三个维度构建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守住耕地数量及质量红线、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水平、加快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提升粮食可持续供给能力；优化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破解粮食产销区域失衡难题；提升外粮资源自主管控能力、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降低国际粮食供给输入性风险，全方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在未来的 30年里 ,保证粮食供给、确保粮食安全 ,是我们始终需要重视的战略问题。国际粮食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形成和强化将对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粮食进口、政府对粮食流通的调控等产生影响。我们必须从提高粮食生产和利用效率、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强化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适时适量增加进口等方面做好工作 ,以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     

供需视角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政策

在粮食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等方面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提高粮食的自行生产能力以及调剂余缺的能力。在粮食获取方面,主要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来提高其获取粮食能力,并加强安全网的建设应对临时冲击。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供给和获取能力的政策与减贫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缓解和消除贫困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最主要途径。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复杂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有粮食产业固有的一般性矛盾,即粮食的私人性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粮食产业收益隐性和危害显性、粮食市场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粮食的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的矛盾,又有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特殊性矛盾,即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与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城镇化持续高速发展与农民种粮争地、粮食增产目标的压力与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利、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及粮农利益与消费者福利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根源及现实表征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土地制度创新

粮食核心区建设是国家针对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的战略规划。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对于保障区域粮食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农地制度变迁和粮食核心区建设紧密相关,粮食核心区建设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增强土地大范围、跨行业流转,充分盘活土地要素资源。本文分析了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地制度安排的基本关系,并在对核心区农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土地流转及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     

粮价下跌背景下粮食生产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三大主粮价格下跌幅度大、范围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粮价下跌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影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给粮食生产带来了隐患,也暴露出我国粮食市场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划定基本农田和高标准良田建设、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粮食价补分离改革、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粮食安全策略选择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我国就确立了适应当时形势的粮食安全策略。这种粮食安全策略确保了我国粮食供应的安全 ,但也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传统的粮食安全策略逐渐显得与现实不相适应。因此 ,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粮食安全策略 ,使其既能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的安全 ,又能合理改善国内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压力 ,保障长期粮食生产能力。     

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分配与粮食安全

文章界定了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将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分为宏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和微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认为古代微观层面上的粮食安全主要取决于粮食的分配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分析了古代社会粮食分配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认为粮食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下层的农民粮食可获性大大降低，是产生微观粮食不安全的关键原因之一。     

粮食主权与WTO农业贸易体制的重新审视

自2006年秋开始掀起的世界粮食涨价风潮,导致低收入国家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使各国开始把眼光转向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问题,粮食主权意识也在全球迅速蔓延开来,并促使人们去重新审视WTO体制下农业自由化谈判的性质和后果,同时也对中国粮食安全及粮食主权问题敲响了警钟.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食金融化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剧增,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粮食供需处于弱平衡。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进入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属性,粮食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为价格发现、投资投机和资源配置。粮食金融化进程经历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两个阶段,有效的资源配置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安全,而粮食财富化则会导致粮食价格扭曲,威胁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国际资本不断渗入并控制我国粮食产业,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安全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性,可以采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发展粮食金融,加强粮食金融市场监管,提高粮食调节能力等相关措施。     

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是古代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内涵,有“食为政首”之论,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积累,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和特征,对于解决当前粮食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构建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国际经验和推进路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更加激烈,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较大的外来风险,粮食进口渠道受人掣肘、国际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及韧性不足导致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难度增大。同时,国际粮价频繁大幅波动对国内粮价的传导效应不容小觑,国际粮食治理机制失序且我国话语权较弱,粮食“武器化”趋势导致我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世界上农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法治建设,将粮食安全法治体系建设作为立足点,靶向发力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尤其是欧盟和日本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可作为我国粮食安全法律体系构建的有益参考。立足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当明确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战略定位,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构建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在国家战略层面,需要尽快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并以此为依托搭建国家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四梁八柱”。在国际战略层面,应当多措并举稳定粮食安全进口,实施海外农业投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法律服务“跟出去”。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