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制度与工人权利:基于产权经济学的分析

工会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学者对工会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产权角度对工会制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充分。工会制度存在的产权根源在于工人权利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和工人权利经常处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公共领域。工会面对工会会员,运行的是公共物品直接供应和间接增加机制以及社会资本调节机制;面对雇主,工会运行的是侵权风险防范机制、集体发言权机制和雇主侵权行为矫正无效后的惩罚机制或人力资本集体退出机制;面对政府和社会,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立法,缩小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权利公共领域,争取社会广泛支持等,获得有利于工人权利保护的外部环境。工会制度运行的经济社会效应,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分析。工会制度运行的内部效应是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高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而外部效应则是劳资合作秩序的扩展、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可持续性运行。     

集体谈判与工会代表权

集体谈判以实现合作为前提。集体谈判是围绕着集体劳动条件的改善而展开的,内容具有基准性。集体谈判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雇主或雇主协会的代表和工会的代表或非工会工人代表,但非工会工人代表不能破坏工会或其代表的地位。工会代表权是与生俱来的,是限制性权利与限制性义务的统一。集体谈判中的工会代表权有的是专属性代表权,有的是竞争性代表权,有的是分散性代表权。我国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代表权属于基层工会和县以下产业工会及区域工会,而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没有有效行使代表权,导致集体谈判流于形式。因此,推进集体谈判首先要完善工会代表权,即通过基层工会直接选举和工会代表诉讼激活基层工会。同时,应该强化产业级集体谈判立法,积极探索劳务派遣关系中的集体谈判途径,并且加强集体谈判培训。     

集体谈判：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战略

劳资双方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合作的可能性。合作式劳资关系的关键不是利益冲突的消失 ,而是要把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使冲突无法影响双方总体上的合作关系。集体谈判把激烈的对抗转向在斗争中寻找利益均衡点 ,是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有效策略。我国工会的权力没有形成 ,政府偏向雇主 ,雇主和雇员地位不平等使得劳资力量不平衡 ,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引进集体谈判机制 ,扶植劳资双方的平衡能力是保持社会协调发展、建构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全球化新型劳资关系的有效举措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     

台湾地区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律实践研究

台湾地区家政工人在被纳入劳动法律保护后复又被排除在劳动法外的实践表明,家政工人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系统考虑家政工人劳动权利保护的特殊性.而台湾地区<工人版家事服务法>草案相关内容所引发的社会讨论表明家政工人旁动权益与雇主权益保护需要立法者合理进行平衡.我国在加强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时候要结合自身的国情逐步推进.     

论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的法律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当其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时,即为良性竞争。为实现地方政府良性财政竞争,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包括:建立合理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间合作法律制度;建立对地方政府制度外财政竞争行为的监控法律制度。     

准政府身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罪与罚”?——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西方集体协商中工会保持独立性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的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力量不对等、行业工会缺乏自组织传统和资源、企业主对组建行业工会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等情况下,以"准政府"身份出现的地方总工会,恰恰是工资集体协商得以产生和成功推广的关键性政治资源。浙江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判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国家法团主义规范下政府"在场"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     

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的法治化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的目标是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布局和公共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应从尊重社会多元利益、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立法及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     

工人阶级的权益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借鉴他国经济模式中的工人、工人阶级、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存在的特殊性,提出了工人的权利保障与提升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及具体思路。     

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

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2010年夏季沿海四个地区连锁罢工事件中政府行为的观察与田野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及背后的原因,重新审视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介入行为对工人自发团结力量的影响机制。不同地方政府的介入方式基本可以从政治资源与治理策略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形成的背后又暗示出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府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原则。因此,基于这样的原则,地方政府在介入罢工的过程中,塑造出劳资冲突的"缓冲地带"来暂时平息罢工,缓解劳资矛盾。并且,在"缓冲地带"的塑造过程中,政府也进一步将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集体力量限制在了可控范围内。然而,随着工人对于这一缓冲地带不同程度地"认知解放",地方政府的平衡逻辑必然会在"缓冲地带"中被重塑。     

中国地方工会改革与基层工会直选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分化的过程中 ,城市工人和进城劳工阶层逐渐边缘化 ,造成劳资纠纷不断、劳工阶层的合法权益屡受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工会组织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文认为 ,应该推进地方工会改革 ,健全工会职能 ,实行基层工会领导人的直选制和县以上工会组织的差额选举制 ,允许进城劳工自由组建工会 ,全面提升劳工阶层组织化的程度 ,使劳工阶层能够凭借组织的力量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中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 ,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侵犯劳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同时 ,执政党和政府还应通过立法 ,为劳资双方构筑一个进行平等、公正对话的平台 ,让劳资双方在公平的博弈中达致双赢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     

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

不当劳动行为立法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劳动者的团结权保障为其法理依据 ,以规范和平衡劳动关系为其直接目的的一项立法措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集中体现了劳动法律的社会法特征。当前中国亟需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中国关于团结权的成文法规定和正在进行的完善团结权的立法活动 ,为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环境。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主要应规定雇主的不当劳动行为 ,包括差别待遇、黄犬契约、拒绝集体谈判和控制干涉工会等内容。不当劳动行为立法还应匹配其救济规定 ,中国宜采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行、以行政救济为主的方式 ,至于救济机关 ,则可考虑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组成劳动委员会来承担     

中国劳资不对称博弈现象分析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劳资关系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即"雇主方"和"受雇方"。然而在中国的转型期,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即: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出现了不对称和不平等现象,即"强资本、弱劳动",尽管说该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们认为,实行政府的积极介入、工会的激活、三方协商机制的有效运转,能够使该博弈现象明显改善。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合作与合谋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或者社会对劳动者获得退休后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安排。一个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会使政府、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共同获益,这需要三方进行有效的合作。养老保险中合作收益的实现依赖于四种机制——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的畅通有效。     

中国特色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新视点

不期而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而"裁员减薪"的冲动,从而侵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可能引发劳资冲突的社会风险.沃尔玛的"架构优化"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不主张劳资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而是双方之间的协商合作.实践证明,这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政府干预,以及工会充分发挥集体协商的功能.     

中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困境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协调、合作解决的区域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政府合作主要是在中央的纵向协调和推动下进行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政府合作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如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忽视公共管理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更倾向于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等.未来中国区域政府合作可采用三阶式区域政府合作策略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自主合作的横向问责;突出中央政府的协调、支持作用;把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更为充实的地方自治资源和民间资源作为保障区域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     

人力资本增值激励与工会的行动逻辑——来自国有企业的经验研究

工会在工人人力资本增值中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工会激励的出发点是以企业的生产目标为中心,是"生产中心型"的行动逻辑,存在着缺少激励的福利性取向、层次性、长效性、平衡性等问题。应该依据激励理论和工会的代言人角色,以工人的需要为激励出发点,采取与需要相匹配的激励措施,增加工人的人力资本,进而增加社会效益。     

三方主体缺失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基于“三方性”原则的三方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机制。三方协调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劳资关系三方的制衡性、平衡性和代表性。当前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中政府、雇主（雇主组织）和工人（工会）三方由于组织机构的不健全和行为目标的扭曲，不同程度存在制衡性、平衡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表现为三方的主体缺失，这种主体缺失导致了三方协调机制在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中的失灵现象。因此，有效发挥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构建私营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健全劳资关系的三方主体。     

后危机时代中国煤炭产业需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进入后危机时代和后改革时代,煤炭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当前中国煤炭产业面临的四大形势是:产能过剩势头显现,煤炭需求依然旺盛,国家整合力度加大和民企呈现联合趋势。中国煤炭产业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在煤炭产业内部,处理好煤炭开采、销售与深加工、精加工的关系;在煤炭产业外部,处理好煤炭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关系;在产业规模方面,处理好"大与小"、"民与国"的关系;在利益分配方面,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目的方面,处理好煤炭产业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