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军装的国民党上将

80年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罗素离开后,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主张理性地对待罗素的学说。杨端六的观点,被时任新民学会领导人兼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毛泽东记录下来,并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当年的《大公报》上。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五四时期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方面,湖南有一批如曾葆荪、吴家瑛、王昌国、王钰、许友莲、周天璞等为代表的非常优秀的觉醒女性;另一方面,也与<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     

民权意识之扩张：舆论中的湖南自治运动考察——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且是唯一一个实践了省宪自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众多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使得湖南自治脱离了地方军阀及官僚所预设的官绅包办自治的道路,社会大众的民权意识得到了较大扩张。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大量报道,从舆论角度呈现了当时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态度,展示了在该运动推动下,地方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民权意识大为扩张的时代情境,尤其是在官治与民治、省宪与人权等多种政治诉求的交织博弈中,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复杂面貌。     

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

刘人熙是湘绅著名领袖之一,在他身上具有一股强烈的爱国和民主思想。他于1915年9月1日创办湖南《大公报》,他把民族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融入其中。湖南《大公报》坚持正义的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透视20世纪初长沙社会生活——以1917到1919年长沙《大公报》广告为例

20世纪初是近代长沙社会转型时期,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初长沙的主力报是《大公报》,因此它是我们探寻当时长沙社会生活的主要资料。通过对当时《大公报》广告的分析与解读,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初长沙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生活内容,各种社会意识,教育,慈善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并呈现出一派新旧交替的气象。重新审视这些精彩纷呈的广告现象,可以为长沙近代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为史学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评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是在原来《大公报》基础上继办的。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新记《大公报》具有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革命性倾向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主张一致对外 ,抵御外侵。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软弱性和政治统治依附性的一面 ,导致理想与现实的严重悖离     

湖南女界“五权宣言”的提出及引发的论争——以湖南《大公报》(1921—1922)为中心

湖南《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最有影响、声誉最好"的地方性民营大报,该报在1921—1922年间对湖南制宪自治运动予以高密度跟踪报道,尤其关注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行动,使女界"五权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聚焦点。考察湖南女界"五权宣言"提出的历史语境、引发的论争及背后渗透的性别冲突,进而作出一定的历史评价,无疑是极有学术价值的。     

从长沙《大公报》(1917-1925)看湖南近代婚恋状况

民国成立后,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代湖南既有着旧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一夫多妻等现象的存在,又开始出现了自主恋爱、新式婚俗和新式离婚等现象,从而呈现出了一种新旧交替时期纷繁芜杂的婚恋状况。作为湖南近代权威报刊的长沙《大公报》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转变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金融广告发展原因探析

金融广告主要包括银行广告和保险广告。《大公报》的金融广告代表了我国近代金融广告的整体水平、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异军突起,几乎成了《大公报》广告的支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津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同时,王郅隆是其有力推手。     

抗战前期《大公报》的锄奸报道与宣传

文章通过对抗战前期《大公报》关于锄奸的报道、《大公报》锄奸报道的特点与宣传手法以及《大公报》锄奸报道所产生的舆论效应等的分析,展示了国民政府与社会民众对于汉奸的痛恨,以及对锄奸运动的支持,振奋了抗敌锄奸的民气,并营造了一种社会舆论氛围,对当时已经投敌和有可能投敌的汉奸构成了威慑,对国统区和敌后沦陷区军民的抗战斗志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略论《万国公报》的征文

征文是晚清寓华传教士为吸引中国人关注基督福音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晚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万国公报》也采用了这一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万国公报》不仅引起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关注,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征文不仅是《万国公报》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其在晚清社会具有影响的具体表现。     

天津报刊对鲁迅逝世的多维呈现

鲁迅逝世后,《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天津报刊对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并组织编辑了系列纪念文章缅怀鲁迅先生的成就和贡献。这些报道和纪念文章视角多样,立场也多有不同,从公共意义到个体价值,从中国作家到世界文豪,从现实情感到精神更新,呈现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鲁迅形象。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万国公报》研究综述

概述了近百年来《万国公报》的研究状况,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万国公报》的性质、《万国公报》的西学传一以及《万国公报》的变法言化等作了论述,并就进一步深入研究《万国公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