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有利于推动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容易成为强势国家干涉弱势国家的借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动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争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目的。未来走向气候变化"非安全化"的一个关键途径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新时代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内在逻辑及世界意义

全球气候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发表了系列关于如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论述，孕育出新时代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以问题导向与责任担当为基点的出场逻辑、以和谐共生与命运共济为目标的价值逻辑、以战略谋划与携手推进为轴向的实践逻辑。新时代中国以身作则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世界展现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优势,贡献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刷新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形象。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失败的制度原因初探——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

气候环境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集体行动问题,且此行动问题直接造成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由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多重障碍,造成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陷入了不合作博弈的行为模式。这种策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失灵。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理论探索——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文章分析了国际气候基金应该如何筹集和分配资金，才能同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与自身的财政收支平衡。为此，首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帕累托最优模型与市场均衡模型，并分别求得帕累托最优实现条件和市场均衡条件；其次，比较二者，求得使市场均衡结果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的唯一的价格条件；紧接着，在该价格条件的基础上，纳入财政收支平衡的考虑，进而推导出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所需要遵循的唯一规则；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兼顾全球帕累托最优与财政收支平衡下的国际气候基金的资金筹集与资金分配的全部可选方案；最后，提出了逐步推进国际气候基金建设的政策建议。文章的创新有两点：对Baumol和Oates构建的公共外部性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从而使本文的结论更加适合于全球气候治理分析；推导得出同时实现全球帕累托最优和国际气候基金收支平衡的唯一价格条件。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试析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基于功能主义理论之上成立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致力于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功能主义认为,这些技术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应该独立于政治议程之外,因为政治化会有损于专门机构的效率。然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府间性质使得政治化难以避免;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使得政治化不可或缺。作为一个功能性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也经常面临政治化的困境。一方面,它要尽力避免被政治化以免受权力政治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它又需要从成员国那里获得足够的政治承诺。因此,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政治化不能一概否定,只有尽力屏蔽消极的政治化和倡导积极的政治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专门机构的全球治理的功能。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