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去杠杆 ——基于四部门持续性和联动性的分析

[提要]鉴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核心逻辑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可能影响,本文分别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四部门杠杆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居民部门为重点分析了四部门杆杠率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持续性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才开始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持续性明显减弱。此外,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降低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但会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当前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应主要考虑金融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联动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关系的可能转换。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基于杠杆机制的分析

银行风险承担(bank risk-taking)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考虑风险因素不同,认为银行对风险偏好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采用D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和门限效应,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杠杆率门限效应,使得在不同杠杆率水平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有所改变,对中低杠杆率水平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更大。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杠杆是金融风险衍生的根源,维护金融安全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近年来基于调节资产流动性而进行的资产转让和贷款类信托理财业务的规模正逐渐扩大,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大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出售资产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冲击承受能力,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另一方面,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激励商业银行风险资产增持行为,导致新的流动性风险聚集。将金融去杠杆引入分析框架,基于存款保险制度视角构建了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考察带有金融去杠杆强度的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贷款出售折价率的偏导数,研究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提要]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财产性收入作为老年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有效配置家庭资产对增加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保障养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通过三阶段DEA-SBM模型从家庭层面测度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受老年人占比的正向影响,而债务杠杆所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减弱这一正向效应。且这一基准实证结论在进行Lewbel工具变量、替换老龄化衡量指标、增加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医疗支出较大的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增大人力资本投资、普及金融知识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增加未来的养老安全给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提前对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收益率宽幅”是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原因吗

从会计学收益的微观视角研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发现货币性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诱发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风险加大。选取中国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Koyck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各部门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资产泡沫难以抑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大,这为平缓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视角。     

全球宏观杠杆周期与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分析

准确测算全球宏观杠杆周期、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影响,对有效监控全球债务风险变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以及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综合运用分层嵌套动态因子模型(DHFM)和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利用蒙特卡洛数值模拟和贝叶斯估计方法,测算全球宏观杠杆周期、分析其结构特征,同时结合周期外溢效应理论深入研究全球宏观杠杆周期对中国宏观杠杆与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宏观杠杆周期与各区域的宏观杠杆周期整体趋势一致,但各国宏观杠杆变化既展现了区域内的同步性,又呈现出组间的差异性;从同步性和波动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宏观杠杆与全球及亚洲的宏观杠杆周期密切相关;宏观杠杆周期对我国经济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全球、亚洲宏观杠杆冲击带动各部门杠杆水平上升,同时刺激住房投资需求,导致投资增加,消费和产出明显下降。     

微观非金融企业杠杆治理的加减法——来自信贷市场的证据

信贷市场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活水"之源,是治理我国企业去杠杆和加杠杆难题的枢纽.文章基于2005—2015年获得信贷支持的5977笔非金融企业贷款数据,从信贷交易视角考察了信贷市场中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去杠杆对象.在宏观快速加杠杆期间,银行信贷总体上发挥了微观稳杠杆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大型、公有制和异地企业更容易加杠杆,但异地大型企业的高杠杆缺乏经营效率支撑应是去杠杆的对象.文章还发现银企关系、资产专用性等交易因素与杠杆率显著相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增进我国企业杠杆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参考.     

中国全社会及各部门杠杆率测算

以“债务余额／GDP”度量杠杆率，根据付息原则、居民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可得性原则，从供给方视角确定债务的测算口径，对近年来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及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等分部门杠杆率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杠杆率显著上升。2014年末，全社会、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各为213．1％、22．7％、73．7％、109．2％和38．0％，分别较2008年末提升74．0个、6．2个、24．5个、31．3个和20．0个百分点。二是不同部门加杠杆幅度差异显著，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加杠杆的主力。三是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加杠杆或杠杆转换空间。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

利用中国部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据,根据股权收益率定义,构建农业企业成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就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从地区角度来看,财务杠杆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企业成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较高,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营杠杆仅对东部地区农业企业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其他两个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比经营杠杆更强一些。     

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风险

为分析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问题的制度原因,将企业负债率分解为债务负担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进而利用矩阵分析法从这两个维度对企业杠杆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切入点,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杠杆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债务负担更重,经营效率更低,从而杠杆风险也相对更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主要是产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负债进而引致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产业政策对杠杆风险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债务风险日渐凸显,而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杠杆风险有所降低。     

湖南娄底市实体经济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实证研究

湖南省娄底市是全省及全国的重要新型能源原材料产业基地,其辖区内实体企业的杠杆水平上升较快,各行业杠杆水平及加杠杆的效率差异较大,去杠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及困难。长期高储蓄率致使高负债是导致娄底市企业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深层次原因;投融资机制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娄底市各层面企业杠杆水平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而传统实体经济领域盈利能力下降是导致企业杠杆风险凸显的直接原因。为此,应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为区域内企业去杠杆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及改善企业经营效率,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融资结构,并按照法治化原则推进去杠杆。     

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海南自贸港的经验证据

作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研究去杠杆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海南自贸港18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方法,评估去杠杆政策对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讨论了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去杠杆政策实施后,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存在“阵痛期”,去杠杆政策对效率具有显著调整效应,存在一个最优杠杆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2）在控制金融与经济体系内其他影响因素后,杠杆率对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合理阈值内的“优杠杆”呈积极作用;（3）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规模作为金融供给端的两种重要机制,前者能够通过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源供给提高效率,而金融业规模则囿于规模有限性与资本来源渠道受限的风险叠加,导致在去杠杆政策实施后对效率的提升呈负向作用。基于以上结论,进一步从创新自贸港金融发展方式、金融工具创新、杠杆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经营杠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为检验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检验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杠杆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经营杠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更敏感;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无论是小型还是大型企业,经营杠杆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经营杠杆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大型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对企业决策层正确认识、合理利用经营杠杆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为不同规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提供了新的启示。     

论财务管理中的杠杆效应

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经营杠杆、财务杠杆、复合杠杆成因及其效应的分析和计量,指出杠杆与企业风险的关系,为企业筹措资金、优化资金结构、提高资金效益服务。通过对资金结构的分析,帮助财务人员管好企业资金,防范财务风险,提出一些思路与见解。     

银行业去杠杆应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基于费雪-明斯基-库的分析视角

文章从分析我国银行业本次去杠杆的内涵和目标出发,对照欧美发达国家去杠杆经历,分析了我国银行业杠杆现状与风险影响。针对去杠杆会对银行业系统脆弱性产生影响,可能会引发去杠杆化危机,文章基于费雪-明斯基-库方法,提出了"明斯基时刻"的判断标准,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去杠杆的逻辑,提出了我国稳健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基于财务杠杆效应的企业负债融资决策分析

负债融资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给企业带来利益,也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使企业遭受财务损失。首先,本文介绍了负债融资中财务杠杆效应的相关理论,并对财务杠杆效应进行了数理分析,说明了财务杠杆效应的表现形式。其次,结合案例分析了财务杠杆效应是如何在负债经营中发挥作用的。最后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