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冲击下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

宏观杠杆率冲击下,各类价格的波动反映了各部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以2000—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构建"金融风险价格指标体系",分析我国杠杆率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杠杆率上升后,金融风险累积阶段各类价格的反应程度强于金融风险释放时期;房地产价格波动领先于实体经济价格,汇率波动领先于金融资产价格,且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具有交替性。在当前我国杠杆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短期内应关注外汇市场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长期内房地产价格上涨累积的金融风险应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且房地产价格波动可作为实体经济风险的领先指标,产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可以结合起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盯住的目标。     

中国全社会及各部门杠杆率测算

以“债务余额／GDP”度量杠杆率，根据付息原则、居民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可得性原则，从供给方视角确定债务的测算口径，对近年来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及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等分部门杠杆率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杠杆率显著上升。2014年末，全社会、金融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各为213．1％、22．7％、73．7％、109．2％和38．0％，分别较2008年末提升74．0个、6．2个、24．5个、31．3个和20．0个百分点。二是不同部门加杠杆幅度差异显著，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加杠杆的主力。三是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相对较低，具有较大的加杠杆或杠杆转换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以重庆企业为例

降低杠杆率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升企业经营水平是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经济新动力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重庆市经济增长指标和TFP增长率同重庆上市企业整体杠杆率水平,研究杠杆率和宏观经济指标与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对重庆部分具备代表性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同企业经营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综合得出降低杠杆率对经济宏观和企业微观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去杠杆 ——基于四部门持续性和联动性的分析

[提要]鉴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核心逻辑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可能影响,本文分别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四部门杠杆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居民部门为重点分析了四部门杆杠率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持续性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才开始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持续性明显减弱。此外,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降低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但会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当前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应主要考虑金融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联动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关系的可能转换。     

金融杠杆、杠杆结构与银行业风险承担——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动态系统GMM分析

立足全球视角,以2000—2015年43个国家(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从国家金融结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危机效应等异质性视角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宏观总杠杆率上升会显著增加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不同经济部门杠杆影响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政府部门杠杆率扩张对银行业风险承担存在促进作用,居民部门表现为抑制作用。从异质性影响看来,银行主导型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效应更明显;而金融危机前居民部门杠杆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敏感性更强,金融危机后政府部门杠杆则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球金融杠杆优化管理和银行业风险防范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微观非金融企业杠杆治理的加减法——来自信贷市场的证据

信贷市场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的"活水"之源,是治理我国企业去杠杆和加杠杆难题的枢纽.文章基于2005—2015年获得信贷支持的5977笔非金融企业贷款数据,从信贷交易视角考察了信贷市场中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及其潜在的去杠杆对象.在宏观快速加杠杆期间,银行信贷总体上发挥了微观稳杠杆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大型、公有制和异地企业更容易加杠杆,但异地大型企业的高杠杆缺乏经营效率支撑应是去杠杆的对象.文章还发现银企关系、资产专用性等交易因素与杠杆率显著相关.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增进我国企业杠杆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度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参考.     

金融风险传递与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认识到缺乏从宏观的和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有效措施,忽视了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播,导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剧烈波动,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宏观审慎监管得以受到高度的关注。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政策制定者需要掌握在宏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下金融风险的传递机制,才能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假设,构建包括家庭、企业、银行、广义政府四大部门的模型,根据已有的文献和实际数据估算校准参数,分析比较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风险传递的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宏观审慎监管存在明显的宏观经济效应;逆周期货币政策与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契合度较高;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有不同的交互效应。     

湖南娄底市实体经济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实证研究

湖南省娄底市是全省及全国的重要新型能源原材料产业基地,其辖区内实体企业的杠杆水平上升较快,各行业杠杆水平及加杠杆的效率差异较大,去杠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及困难。长期高储蓄率致使高负债是导致娄底市企业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深层次原因;投融资机制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娄底市各层面企业杠杆水平差异化的根本原因;而传统实体经济领域盈利能力下降是导致企业杠杆风险凸显的直接原因。为此,应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为区域内企业去杠杆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及改善企业经营效率,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完善融资结构,并按照法治化原则推进去杠杆。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性 ——基于SVAR模型和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关系,并运用门限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是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金融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提高宏观杠杆率,降低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对金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的消极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性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导向和资金运用监管,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联合调控机制,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均衡.     

宏观经济资本度量研究

宏观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为国家、部门、行业等宏观经济主体用来抵御资产损失的净资产,其在价值上相当于使得总资产投资与无风险投资相等时所进行的保险。宏观经济资本的度量在对象和方法上与微观经济资本存在着显著差异。对宏观经济资本度量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对宏观经济资本度量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国上市企业部门和上市金融部门的宏观经济资本指标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发生突变,显示了两大部门宏观金融风险的变化。相比较而言,中国上市企业部门的宏观金融风险问题更突出。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

利用中国部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据,根据股权收益率定义,构建农业企业成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就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从地区角度来看,财务杠杆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企业成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较高,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营杠杆仅对东部地区农业企业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其他两个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比经营杠杆更强一些。     

创意企业的金融支持模式及风险控制

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通过梳理国内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总结创意企业的规模及资产、资金的制约和创意价值链等特征。从金融支持模式单一和风险两个层面探讨创意企业的发展瓶颈——融资问题。提出,一方面通过多元化金融支持模式完善金融支持体系,除了完善现有金融支持模式,引入融资租赁和众筹等金融支持模式,促进创意企业与资本、金融服务的对接。另一方面从创意企业价值角度出发,提出各主体参与风险的识别与控制的策略,以及通过价值链的横向和纵向延伸控制风险,为政府、相关机构和中小微创意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创意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深化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是武汉＂1＋8＂城市圈重要改革目标之一,但目前城市圈农村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城镇经济。以规范分析为主导,从农村金融深化的主体（政府、金融机构、农户和企业、非金融中介和教研机构）的角度分析了武汉＂1＋8＂城市圈农村金融的现状,由此提出金融深化的对策,以推动城市圈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完善农村金融辅助体系,加强城市圈不同城市政府部门的协作,并依托产业链使得城乡共享辅助性资源;丰富农村金融服务的品种,开发农民工客户;大力发展新型关系型融资模式,减少信息约束;拓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过度经营与财务政策的杠杆原理解析

运用经营杠杆与财务杠杆原理对企业的财务政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企业扩大投资规模要与业务量的增长幅度相适应,在利用财务杠杆时要注意总资产报酬率与资金成本率之间的关系。杠杆效应刺激了企业的扩张与负债行为,对未来市场和业务发展的良好预期是企业过度经营的直接诱因。过度经营增加了企业经营和财务风险,降低营运效率和获利水平,极易引起财务危机,因此企业在扩张与举债决策前要注重内外部环境的分析,设置杠杆上限,在决策时注意选择扩张方案与筹资途径,当出现过度经营后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提高收益质量。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采用新冠疫情期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疫情期间轻资产运营、公司治理和金融资产配置对公司价值维护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轻资产运营能够减轻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对公司价值具有正向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受到疫情的冲击越严重;公司持有金融资产时,公司价值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特别是持有非流动性金融资产;国有企业持有更多金融资产时受到疫情冲击较为严重。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应对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

2008年,美国华尔街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日益加大.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加上成本上升、效益下滑等因素,已影响到部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进而对消费增长构成制约.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税收政策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因此,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必须推出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如:适当调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重点税种,确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复式税收优惠政策等政策措施,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