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原因探微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聚讼不已的公案。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结束了这场公案,而且凸现出同光体与南社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在诗学风格上,同光体诗人多关注诗歌的终极性关怀,而南社注重诗歌的当下性意义。在诗学理论思想上,同光体诗人则多倾向于以儒学经典为其诗学根柢,因而多尊孔,而南社内部宗唐诗人许多倾向于墨家思想。因而,在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影响下,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由最初的诗学论争,逐渐演化为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     

同光体与南社兴衰关系的文化解读——被革命“误读”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艰难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同光体诗派与南社诗人团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峰并峙。这不仅是诗学思想自身衍变的结果,而且也是具有文化意味的社会现象。文学史的书写常以"革命的、比较进步的"南社和"保守的,比较落后的"同光体相比较,仍然局限于南社式的"误读",同光体与南社的文化本质仍处于遮蔽的状态。透过南社兴衰原因的考证,发现"同光体"在这场斗争中只是一个被"革命"有意"误读"的传统。这种"误读"更多出于"现代性"艰难抉择的结果,而并非是纯粹的诗学论争。其深层的原因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激进主义的对立,进而表现为士的精英文学与民的布衣文学的对立,以及内凝涵养与外向冲动的对立。     

文学政治化的悲剧——以南社为例的反思

南社是一个有浓厚政治气息的文学社团,借助于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南社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同时南社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也越来越明显,“革命”成了南社文学的标签,其实就旧文学而言,南社的创作自有其多种面貌,“革命”并非南社文学的全部;就新文学而言,南社既有与之论争的反面刺激,也有创作和理论上的正面推动。但是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这一切都被淡忘,南社的悲剧,就是文学依附政治的悲剧。     

南社分裂考述

南社是清末民初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团体,成员众多,诗学观也很复杂,以柳亚子为代表的一派严厉批判以陈三立和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派,引起了高旭、姚锡钧等人的强烈不满,进而导致了南社的分裂.本文首先从史的角度勾勒了南社内部由于对同光派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矛盾的积累与爆发的全过程,进而探讨政治正确与文学成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保守而否认他的文学成就.     

论南社中的湖南醴陵诗人

湘籍南社诗人以醴陵人为主,宁调元、傅熊湘以及醴陵三刘对南社的发展作有一定的贡献。他们的诗学与诗创作也取得较大成就。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南社湘集为保持传统诗文的地位,与新南社针锋相对,对过激的文学主张未尝不是一味清凉剂。     

文学革命意义中的唐宋诗之争

1917年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新文化运动的介入下文学论争演变成文化事件。南社在新旧文化冲突下地位尴尬,以至于陷于解体之危。新思潮对传统文学的摧颓相生相离,既有决绝式的告别,又连而不断,作为一种传统保留在新文学中。而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急于打破旧时代框架,对旧文化之评价,则多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道德性批判。     

立山猛作狮子吼——南社诗人朱梁任简论

中国古典诗学历来主张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这在南社诗人朱梁任那里也得到了鲜明体现。朱梁任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诗人,为人磊落坦荡,豪爽率真,作诗干净利落,铅华不染,在苏州文学细致绵密、柔软甜润的传统主体诗风之外别开新路。     

从“南社”到“新南社”看柳亚子思想的进步性

从“南社”到“新南社”,充分体现了柳亚子思想的进步性与革新性。南社分化的原因一是内部唐宋诗之争,二是外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南社分化的实质是南社成员内部新旧思想、进步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     

南社及南社研究

在民族主义旗帜下聚集到一起的南社 ,开创了一种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 ,它从国粹派“复兴古学”的理论获得学术支援 ,并把这一理论落实到发抉复社几社的文化精神、诗学传统和抗清的志节上。“几复风流”适应了排满革命的需要 ,也是区域性文化资源在近代的又一次激活。南社历时十数年 ,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南社的研究现状需在研究队伍和研究观念上进行改变     

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南社解体原因新探

南社解体,论者多把唐宋诗之争看成是主要原因。事实并非如此。南社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三个方面:1.民国建立和袁世凯毙命,南社民族主义和几社复社的文化精神已完成了历史使命。2.新文化运动的冲击。3.柳亚子等人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南社解体的最深层原因。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决定了南社的"诗争"不能正常进行,也影响了以后对南社的评价。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论刘禹锡谪守夔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夔州期间,因为政治诉求的难以实现,刘禹锡更坚定地把诗歌当作心灵的栖居地,力图在诗歌创作的苑囿中多多耕耘与收获,以求弥补在政治领域里无所作为的人生缺憾。从咏史怀古诗的新拓展,到民歌体乐府诗的新探索,他在深受巴山夜雨滋润的艺术世界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