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对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影响研究

农业灾害的防治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农业减灾公共品的供给与农业灾害的防治紧密相关。据此以湖北省27个行政村的517份农户问卷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载荷分析法选取了农村社区治理中影响农业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的14个因子,并进行了归类。然后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SEM)确立了这些影响因子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之间的路径图及影响系数。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管理能力、减灾政策支持、民主决策、集体行动力等因素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正向影响,经济建设水平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有负向影响;村民素质对减灾公共品供给效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管理:社区角色新定位

很多学者认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管理可以采取多元化主体形式.本文认为,在多层代理和财政约束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无法有效供给和管理农村公共品;同时,由于农村薄弱的市场经济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私人资本趋利本性,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和管理中市场失灵.相反,建立在农户闻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村组级社区,可以自我供给和管理小社区急需公共品,并且得到实践证明.今后,要鼓励和支持农村村组级社区发展,强化其新角色,汇聚政府、市场、社区力量,共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论农村社区合作与灾后重建

针对农村社区结构所存在的部分问题：原有社区结构被消解、社区认同度降低、互助传统弱化、成员间的社区合作意识淡薄、缺乏通过集体行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等,分析了在这种状态下农村社区合作及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认为：灾区的重建是灾区社会结构乃至集体社区的重建,应该以恢复激活原有社区的传统并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工作重点;作为灾后重建的主人和受益人,农村集体社区重建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农村社区合作与灾后重建应该充分调动和保护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实施性高、操作性强的重建方案,以加快农村集体社区的重建速度。对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和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国内研究进展与深化

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财政还是公共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被边缘化的农村既不存在与城市类似的财政安排,也不存在基于私人自愿集体行动的公共选择机制。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公共财政的资金投入或制度导入,还是乡村治理的改进都有益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城乡公共财政均等化战略在当前至关重要,但在政府行为战略性推进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农村自愿集体行动组织,并避免业已自发形成的自愿合作秩序受到“理性自负”的冲击和破坏,从而兼顾均等化战略所产生的一次性社会改进与长期性社会改进机制的培育。     

农民合作困境的原因探析——以J市Y村水利为例

本文以农田水利为介入点,研究农民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国家逐渐从农田水利供给领域退出,基层组织权力逐渐弱化,导致农民合作缺乏外部的组织力量;市场机制的引入,难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村庄内部组织力量的缺失及舆论的解体,导致村庄内部缺乏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合作的困境是由政府、市场和村庄自身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我国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构建

村级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村民有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可能性,但我国村级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使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成为不可能。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就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村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而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改变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与绩效考核办法、深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行村级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构建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现实路径选择。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农村社区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

为探讨居民自主供给对完善现行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作用,通过调研收集资料和数据,建构博弈模型,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社区公共物品居民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认为,引入社会资本,将多次的孤立博弈转化为一个关联的重复博弈,促使居民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居民的最优规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模型,验证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设计。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一种在理论界被普遍认可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但其理论指导意义却不可忽视。本文利用1983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医疗卫生费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关系国土生态环境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安全。基于陕西省的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257个村级“生活污水、厕所设施、生活垃圾回收、废旧农用设施回收”四类生态型公共设施的调研数据,利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测度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Tobit 模型探讨影响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陕西农村地区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较低,样本村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平均仅为0.039 8;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只有本村常住户数、外出务工占比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而其他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状况、居民聚集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村常住户数规模越大,农村的生态型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越高;外出务工占比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抑制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建议通过乡村振兴吸引农民工本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而提升农村生态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