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存在的微观基础:一个解释性的生活方式理论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个以"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群体。虽然社会转型视角和社会运动视角下的研究将中国农民工视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现象,但是中国农民工却存在了三十多年,而且其数量一直在增加。中国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呢?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对中国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进行具体说明:首先,以各种打工动机为依据,农民工倾向于对打工生活持有接纳的态度;其次,农民工的动机和态度又是由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形塑的。因此,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是其生存条件和动机态度的"同构性"和"互构过程"及其产生的接纳态度。生活方式理论在微观层次上对中国农民工群体长期存在的解释,也说明了生活方式理论在描述和规范价值之外所具备的解释价值,从而扩展了生活方式理论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研究——基于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较

文章利用2011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抽样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并比较分析新老农民工、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同点。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旺盛但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不足,社会剥夺感不强烈,呈现身份认同感模糊、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态;他们的精神状况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差于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表现一致。     

农民工多元身份形成的文化诱因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逐渐从起点基本相同的利益阶层分化为不同层次的利益个体,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是造成分化的隐形因素.无论是以学历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判断标准的表层文化体系,还是以民族、地域等人文特征划分的深层文化风格,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制约着农民工产业、地域、职业等身份的获得.文化背景差异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在面对风险、利益及代际传承时经常出现两难选择,进退矛盾日益凸显.通过对文化诱因的经济学梳理,本文认为教育是克服贫困的治本良药,不同教育层次和质量的提升是解决文化困境的根本途径.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实证研究

<正>就业心态是指特定的社会群体在选择职业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共识、社会认知、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的总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共同性的心理发展态势,反映的是一定时期人们对职业价值的追求、定位、评价和选择的一种倾向性态度。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如何,将对大学生的择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分析、研究当前大学生就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常态研究——基于AIO量表的调研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人,该群体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研究于2012年对1558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借助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细分新生代农民工,并进一步研究他们的生活常态。得到以下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成自我矛盾型、得过且过型、快乐生活型、追求成功型和积极生活型5类生活方式各异的群体,这5类群体在人口统计特征、工作、消费、业余生活、社会交往以及未来打算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美好生活”的中国情境及其社会主义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主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践,而不同阶段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制度结构转型的阶段性与政党治理体系的特征性,这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构建的基本情境。这一情境包含三种塑造维度:其一,在个体层面是对民生领域具体生活条件的认知和诉求;其二,在社会层面是对公共领域群体交往关系的判断和寻求;其三,在国家层面是对制度领域社会体系构造的理解和追求。中国社会秩序的平衡稳定以及中国人对"自我"价值的定位是深刻影响新时代"美好生活"建设的关键,需要通过制度体系完善、党的能力建设、群体心态塑造来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美好社会。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以465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农民工城市适应问卷,考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结果如下:(1)城市适应包含7个因素:融入感、人际关系、个人期望、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及生活习惯,这7个因素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具有不同背景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存在以下显著差异:男性农民工在个人准备上高于女性;年龄大的和已婚农民工,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等方面高于年龄小的和未婚的;有多次打工经验的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个人准备上高于第一次打工的;打工时间长的在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上高于时间短的;收入高的农民工在人际关系、融入感、个人准备上得分高,生活习惯上得分低。     

果实并非如此诱人——从农民工内部诸群体的差异性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依据对城市化的不同认知态度和政策需求,中国的农民工可以区分为三级四个非正式群体,而农民 工群体中的的不同部分对城市化则存在着显著差异的政策需求;在各种与二元户籍体制相联系的福利制度不能同步 跟进的情况下,考虑到可能引发的其他政策并发症,不宜贸然地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同时,农民工也并非推进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天然阻力,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政策供给,甚至大部分农民工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跳出“身份城市化”的陷阱,更多地从农民工群体的实际利益出发,在保持社 会合理流动的前提下,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步骤的稳步推进。     

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差于市民,信任分异是他们行为选择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经验、道德价值、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相对悬殊。其中,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正向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同;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影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市民,社会交往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在城市信任培育过程中,除了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社会交往和形塑道德观念入手之外,还应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改革共识建构的社会心态基础分析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共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由于共识作为群体性认知,很容易受到群体社会心态的影响,共识的形成有着广泛及深层的社会心态基础。良好的社会心态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改革共识的形成起着无形的组织和凝聚作用;不良社会心态有可能以强大的群体非理性力量,激化社会矛盾,消解改革共识。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重点从满足主体利益需求、促进价值认知、理顺社会情绪、增强社会信任等维度建构良好的社会心态,促进改革共识形成。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真空”群体：清除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盲点”——基于武汉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的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工可算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群体。分析了"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生活的现状:一是面向"真空"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失;二是"真空"群体自身文化生活处于无奈与渴望的境地。认为该群体出现的原因有2个: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过度强调总体式文化服务方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内部出现的分化及其差异化需求,致使"真空"群体的文化生活仍处在空白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群体受其生存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内部消费动力不足。提出了将"真空"群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其文化生活现状的5点建议:明确责任,保障"真空"群体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正视差异,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别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服务,面向"真空"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改善条件,提升"真空"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需求。     

社会变迁与生活机会:1977年以来的生命历程研究

改革开放作为"大事件"改变了不同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增强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政策鼓励推动了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的增加促进家庭境遇的好转,而产生了人们对社会的积极认知;而现阶段人们的焦虑感则源于阶层固化和经济发展的缓化。社会的发展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强化人们对生活的预期,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城市农民工休闲问题探讨

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群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社会各界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主要是从就业、生活保障及教育培训等方面考虑,却极少关注他们的休闲生活,使得城市农民工的休闲活动种类少、层次低,休闲生活质量不高。通过分析农民工休闲活动的现状及原因,就如何改进城市农民工休闲活动提出了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休闲活动的支持;全社会加强对农民工休闲问题的关注;旅游企业设计农民工专项休闲产品;建立农民工工会并发挥其作用;培养农民工科学的休闲观;重视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等可行性建议。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科学家群体行为模式特征的实证研究——以中国科学家群体对院士制度态度差异的调查为例

以院士、博导及博士生三类不同科学家群体对现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态度和评价的分类问卷调查为基础,对不同样本群体的调研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各样本群对院士制度相关问题的评价差异.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往往会因其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不同地位的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体制的态度差异,无疑在客观上影响科学的社会运行,因此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