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     

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

调查资料显示:由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未来归属的不确定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导致新市民形成了差序的信任格局。新市民要一体化到城市生活中,必须扩展信任的同心圆:从制度信任入手消除群际隔离现象;提高新旧市民的相似性,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互动与交往,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使陌生人纳入“我们”的范畴;构建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形成道德共同体,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

转型期中国农民变化最大、最深刻、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应该归属于农民观念的变化,即农民式生存观念向市民式生存观念位移,半自然式经济观念向市场式经济观念转变,强信任观念向弱信任观念渐让.农民观念的变化不仅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支持着农民工流动,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回流观念.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农民工的暂时观念,转化树立农民工的长期观念,增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观念,克服农民工的自卑观念,遏制农民工的返乡观念.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当前我国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研究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方关于社会冲突的研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成为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之一。本文借鉴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对农民工与市民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导致冲突持续、升级的因素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