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城市外来者:农家女身体书写与文化表征

上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在性别取向的农民工进城叙事中,出现了显著的农家女进城的身体叙事现象.基于城乡分治与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文学经由衣家女身体意象所荷载的文化症候的书写,其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性别差异与男权话语的矛盾冲突,表征的是城乡有别的文化身份、生存地位、文化根植、家园意识等主题.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对“农民工”概念的解析

农民工这一概念存在许多不合理性,但是,由于对农民工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这三者都存在显著的自我复制能力,同时,这三者之间相互不断强化和加深,从而形成了对农民工概念的漩涡效应。漩涡效应导致这一概念的活力不断增强,并强化了农民工群体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尴尬社会身份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赋予他们普通公民的身份,就必须变革相关制度设置,消解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合意。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农民工务工地公共服务感知状况测度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模糊数学方法测度农民工对务工地公共服务的感知状况,并分析了异质要素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感知差异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民工务工地公共服务感知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134,反映出该群体在务工地的公共服务体验较差,尤其是在就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上的感知体验仍远低于预期。同时,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基于个体特征和经济地位区分而形成的公共服务感知上的分异。为此政策层面应客观认识农民工在不同维度公共服务上的差异体验,兼顾不同特征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推动针对这一群体在城市务工地的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新冠疫情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就业风险感知对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有重要影响.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就业风险感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计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跨省流动就业的...     

创业、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我国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加快建立起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其更好地以市民的角色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加快融入城市.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创业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保持不变;社会网络是创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创业能促进农民工更多地与市民交往、提升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进而提升其城市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对创业类型作出划分,发现企业家型创业更有助于农民工构建城市身份认同.因此,应健全农民工创业的服务体系,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积极开展创业活动,加快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     

制度影响下机会不公平:农民工弱势形成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数量巨大,被视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弱势地位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制约下的机会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个人经济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话语权"为主的政治权利制度执行中出现了"组织缺位";以生存权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改善农民工弱势地位方面,应注重制度正义的设计。政府应主动改变以身份为标志的不合理城乡二元制度;消除经济歧视政策,积极为农民工创造起点公平的条件;应有意识地培育农民工组织;还应制订公平的教育制度帮助农民工实现其发展权利等等。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伦理缺陷

本文从经济伦理规范的角度,对我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主要伦理缺陷有: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相比,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就业选择缺乏机会公平;劳动报酬缺乏经济公平;劳动力形成过程缺乏起点公平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缺乏结果公平。     

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他们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依据,表现在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及非农化进程缓慢;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依据,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地位不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与农业资源的相对短缺及农民工国民待遇与公民权益的不平等等。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288名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对遭受挫折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城市住房需求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