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年龄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以农村地区440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指标(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人格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结束留守年龄小于10岁的积极、消极情感得分,5岁到10岁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大于10岁的留守儿童;(2) 结束留守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3) 中介分析表明,人格神经质在结束留守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结束留守年龄是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人格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均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但是,受民众期望不一致的影响,社会公德感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显著作用;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均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表现为: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同时还发现,社会公德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均存在遮掩效应。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互联网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影响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还会通过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对居民社会冲突意识产生间接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城乡区域人群中具有差异性效应。此外,少数民族居民社会冲突意识水平显著底下,与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认同显著相关。     

人力资本异质性、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 以受限截尾模型为基础, 采用集束化估计方法, 深入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正规教育, 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与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及民生保障等层面市民化相比, 心理情感受到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更大。在代际差异上, 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 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效应更明显。据此, 提出有策略分类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文化课堂工程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社会资本提升了中青年农民的持续参保意愿吗?

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参保意愿决定着制度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持续参保意愿的多重中介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5省678份中青年农民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通过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对持续参保意愿有间接影响。基于Bootstrap再抽样技术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在制度满意度、特殊信任及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中,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与二者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具有显著性差异,制度满意度与特殊信任、特殊信任与共同的中介效应大小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为政府采取措施提升中青年农民持续参保意愿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际运行中的困境及出路

深圳市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群体参加社会养老的愿望强烈,但由于多元养老保险模式、农民工自身的特点以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导致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参保率低、保障效果差、转移衔接不易、企业缴费难等困境,为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兼顾高收入农民工的需要,解决好退休农民工的待遇公平问题及养老关系转移接续难题,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