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组织与环境:管理理论演进图谱

组织是行动者的组织,正是行动者的集体行动构成了组织本身.组织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组织既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也不是一种先在的设计和筹划的关系系统,而是一种刻意的、有意为之的适时建构.基于管理理论的复杂化进程以及同时出现的组织理论的相对化进程来看,对组织的研究应该被置入一种更为广阔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所关注的并不是作为单一社会对象的组织,而是作为一种局部秩序的结构.组织应是一种具体而无处不在的形态特性,并存在于建构人类集体行动的过程之中.为了从更广阔的分析视角上理解管理理论,就必须对以往简单化的组织观念进行解构.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组织观念遭遇解构的历程,并逐渐被一种更模糊、更无序、更不具体或物化的组织观念所取代的历程.     

论党内民主的宪制化

党内民主纳入宪法调整范围,是现代宪政发展新趋势.党内民主宪制化产生了最高立法机关规范党内民主的立法义务,赋予了政党“准国家机关”的法律身份.党内民主解决寡头铁律和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性及其与人的尊严的密切关联性为党内民主宪制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宪法应设置党内民主条款,并根据国情设计党内民主制度.宪法学需在公民权利、政党权力、国家权力三元框架下研究党内民主问题.     

"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

近年来学界关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忽略了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对特定社会结构空间的考虑可以弥合集体行动研究中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取向的差异,故一方面,典型单位制共同体式的传统与其分化中的变异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也形成了应对国家与市场的行动秩序,不断瓦解着曾经引领共同体辉煌的集体意识,并预示着典型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命运。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权力与规则:集体行动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组织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以达成个体所无法企及的目标。进入组织的个体,称之为行动者,由于其拥有的权力不同,他们的行动与受规则限制的程度也有差异。权力与规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核心要素,并对集体行动的后果有直接影响。行动者对游戏规则的遵从以及对组织内部不确定资源的控制,是框定集体行动结果的必要条件。把握这一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对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

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较为明显的组织特征,具备组织环境、组织角色、行动分工以及组织目标等基本组织结构。在网络社会这一组织环境中,信息发布者、信息传递者、意见领袖和反思者等个体间的互动形成了网格化群体组织,并通过分工合作与相互博弈达到权力的平衡,形成稳定的形态。网络社会这一特殊的组织环境造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特征与现实集体行动的组织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行动者、组织目标、组织连接、组织互动等关键的组织特征变量往往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同时也根据不同的组织形式变换自身的形态。网络集体行动的维持与发展遵行一种特殊的机制,即"权力的维持与获得机制",隐藏在网络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权力游戏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是维持网络群体性事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探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即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应用形态.从形态学的视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将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片新开地.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以广阔的经济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主要由三个核心性命题构成，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它在架通经济学与社会学，从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