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藏学家派尔克瓦那苯教研究的三篇新作

苯教拯救了佛教在西藏 ,虽然佛教徒占主导地位 ,但仍有不少人信奉苯教。就苯教教义、寺院生活、宗教仪式和修行方法而言 ,初看上去几乎与佛教难以区别。然而 ,佛教徒和苯教徒都认为佛、苯二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有关这两种宗教最基本的区别 ,涉及到宗教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问题。尽管苯教的传播仅限于西藏 ,但苯教徒认为 ,就苯教教义对所有人都具有真实而有效的意义而言 ,苯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苯教徒还认为 ,正像苯教传统的宇宙观所表达的那样 ,苯教从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传播。因此 ,苯教被称做“永仲苯” ,意即“永恒的宗教”。根…     

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

苯教在甘南藏区的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吐蕃止贡赞普时期,原始司巴苯教就已经传入甘南藏区。从公元11世纪开始,雍仲苯教开始在甘南藏区兴起,十八希钦、安多三圣者等在甘南弘法建寺,苯教在当地广为传播。文章对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

文章主要对藏区古老的苯教的宗教属性和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在历史上,苯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名称出现时,其已经形成系统性的宗教体系,所以我们不能将之列为原始宗教。苯教一般被分为两类,即斯巴苯教与雍仲苯教。其中斯巴苯教与民间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为藏区民间宗教的源流之一。     

苯教在甘南藏区南部的流传情况调查

学术界关于苯教在甘南藏区传播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苯教在甘南藏区南部舟曲县流传情况的研究尚显不足。苯教在舟曲县的流传由来已久,形成了一套完整古朴的传承制度,使其传承至今,苯教宗教生态观在维护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佐海寺与青海湖周边的苯教

在安多地区的苯教史上,佐海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苯教晚期的历史上,佐海寺与青海贵德、化隆、循化、同仁、共和等地的苯教寺院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直接参与了这些寺院的很多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佐海寺僧人们的宗教活动不仅将这个地区的很多寺院用师承关系相连接,也加强了佐海寺与青海湖周边的苯教团体之间的联系,提高了这些地区苯教信众对佐海寺的认同感,对苯教这个古老的信仰在该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苯教塞康文化再探

关于公元７世纪以前的苯教[１],许多文献都有记载,但是由于它们大多数为伏藏文献,后世之作,加上藏文创制的年代尚无定论,所以其可靠程度受到了质疑。可青海湖地区的塞康文化却是吐蕃苯教一脉相承的延续,是吐蕃苯教的活化石。但是,学术界对此从未进行过研究,成为苯教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１９９６年对热贡苯教进行的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为在印第安那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会撰写过题为《青海湖地区的     

甘川藏区民间苯教经典调查及分类研究

笔者对逸散在甘川藏区民间的苯教经典进行了实地调查,接触到大量的民间苯教文献,从中选取了147篇经文,共计1280页,根据苯教传统分类为基础,重新分类编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总结了经文的特点及其中折射的文化信息.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恰苯与摩尼教关系初探

本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苯教研究逐渐为国内外藏学界所重视。然而到现在为止，这些研究甚少涉及对苯教的思想及其教义问题，尤其对所谓“恰苯”的探究；数十年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苯教的历史发展、寺庙建造、苯教经典的发现、佛教化的苯教及有关世俗神的概念上。因此，不同的信仰和认识的差异所下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例如：苯教徒们谈其苯教发展史时认为，苯教曾经有过黑、白、花苯三种派别，而佛教徒则认为，苯教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骂苯、恰苯、觉苯这三个派别。所谓的“骂苯”指没有理论体系的远古自然宗教，“觉苯”是在修正…     

藏族丧葬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本文试用文化人类学整体观这一理论方法,从藏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葬俗的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对藏族的丧葬习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将从生态环境、本教、佛教和汉文化等四种文化角度探入来解读藏族丧葬习俗产生并发展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背景,归结出藏族丧葬习俗所承载的四项主要社会功能。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关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藏传佛教图像是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文章在对相关资料作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图像的基础文献、研究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密教图像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评介,并就藏传佛教图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作探讨。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本文着重对藏民族在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量进行历史考察 ,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考证 ,进而得出了这一时期的藏族人口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史的空白 ,这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论藏族民间舞蹈个性化特征

藏族以能歌善舞著称。藏族民间舞蹈历史久远、感情真挚、风格多样。我国,藏族因三大方言区,而形成了各自的舞蹈形式和个性特征。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内地西藏班(校)藏族学生跨文化社会化的实证分析

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史上的一项开创性举措,西藏的藏族学生在内地求学期间,其跨文化的成长经历对藏民族的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文章从藏族学生在内地这一跨文化环境下完成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家庭、同龄群体、学校这三个社会化主体的特殊性,分析了其预期社会化过程,并以藏族学生的自我意识为主要评价指标,得出其跨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在东南部的延续

通过对象雄与嘉绒的族源关系、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以及象雄文化在藏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等诸多事实的考察发现,象雄十八王国作为象雄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其历史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被终结的同时,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得到了延续,最显著标志史称嘉绒十八王国。象雄王国的空间地理范围,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不尽一致,然而有一条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多么漫长,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仍然有不少远古象雄文化的印记。一句话,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