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争的张力

和平与战争是历史上哲学家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康德从理性出发，构建了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认为人类将随着理性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尼采从权力意志出发，肯定战争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平只是由于力量均衡导致的暂时状态。康德与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因双方出发点迥异而很难得到化解。与康德和尼采不同，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为而不争”，提供了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另一条路径。探索这条路径一方面有助于平衡康德与尼采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东西方哲学在关于是否通过肯定人的主体性来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另一种张力。在当今人类依然面临战争的毁灭性威胁的背景下，东西方哲学亟需展开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深层对话，从而确保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     

圆善与启蒙

圆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对象和终极目的,在康德哲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道德律即通过它而导向（道德）宗教。所以圆善既标明了道德哲学的完成,又是道德神学的起点。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深层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维精神结构及其张力。这一二维结构根本上与启蒙精神相关,启蒙理性与进步理念直接塑造圆善的内在精神结构。     

历史的道德旨趣——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

康德认为 ,没有一个关于历史的道德旨趣 ,道德行为者的自律是不稳固的。康德试图这样描述历史的道德旨趣 ,充分挖掘“包涵先天原则的普遍历史的观念” ,同时 ,他认为能产生一个关于道德世界的反思性观念的实践理性 ,需要创造一个历史的道德旨趣以便超越个人的目标。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历史的进程并不能直接由经验决定 ,这种进步是按照具有绝对必然性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进行的。被当成符号的人类经验具有肯定功能 ,它们避免了自然与理性的二分 ,因为它们的源头是想像 ,想像是一个枢纽 ,想像能够传达消息。理性在一个扩大的领域内不能获得善 ,相反 ,是它创造了善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以历史的道德旨趣为基础的原因。     

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为了从共同体的秩序上把"伦理的"与"律法的"区分开来,康德首先区分了伦理的自然状态与律法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认为只有自由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认为所谓的"伦理共同体",其实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自己心中;而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为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单个人自身的不足才必须走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律法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的外在强制(哪怕说成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的"道德法则")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支配;不知道,但却必须服从,否则就会退回到律法的自然状态中去.这就是康德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

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 -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 ,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 ,它是政治的至善 ,是康德政治 -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修正与拓展 ,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康德道义论的目的论审视

人们通常把幸福论 (功利论)称为目的论，把康德的道义论称为非目的论，由此把两 者的对立归结为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对立。但是，尽管康德的狭义道义论的确不是幸福论意义上的感 性目的论，但毕竟是一种把理性本身直接当作最高目的来加以尊重的理性目的论。而在康德的广义道 义论即至善论中，幸福则作为一个从属于德行的目的而被康德容纳于至善这一总目的之中。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康德的浪漫主义到早期浪漫派的康德主义——再思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联系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启蒙理性的捍卫者,又是启蒙理性深刻的批判者,他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限制知识的范围,防止无节制的理性反思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同时又从理性的实践应用出发,证明了一个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道德世界的现实性。康德对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过程的限制及其对自然的合道德性的证成,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而早期浪漫主义者正是受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启发,进一步证明了存在之于意识的优先性,并用诗意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原则,揭示了无条件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近代自然法论者的自由观及其方法论局限

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法论者如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和康德等,真正开始根据人自身内自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自由本性来解释和建构理性的政治共同体。然而由于他们静止地固执于某种单一的人类本性,或者自然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自由本性来认识和解释个人、国家及法律的实践准则,将个人自身内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自由本性分离或对立起来,因而在理论或实践上造成一种自由排斥、僭越或压迫另外一种自由,在方法论上则造成事实、价值及逻辑三种必然性原则的相互对立和分离、或者相互混淆和僭越。     

论康德启蒙思想的两方面——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要求

康德的启蒙思想要求用理性的武器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之中解救出来,而康德认为对于理性的误用也导致了盲目的崇拜,因此必须要划清理性的使用范围.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之中所起作用的是知性,表现为一种借助于图型将范畴应用于直观对象身上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一种自然的禀赋,需要在运用的过程中培养出来.而在道德教育中,对于道德法则的遵守首先要以对它的认识为前提,只有认识到道德法则是我们理性为自身所设立的,我们才能够尊重它的合法性,并在行动中践行道德法则,这种道德上的自律也就使得人们成为了自由的人.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目的论的康德历史哲学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完全从哲学上考察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将目的论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其对象,由此形成了一部向着善而不断进步的“道德史”,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依归的,它无关乎人类历史现象本身,而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因而是超历史的,是一种在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类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启蒙：一个永无休止的叙事--从古代启蒙到后启蒙

作为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分界,理性是启蒙的一个关键词,被表述为自然理性、公共理性、历史理性及世俗理性。自然本无理性,康德用此表达“自然向人生成”之合规律、有目的运动。公共理性是指在差异性自由个人联合体中的自觉合约,体现为法理、伦理制约下对个体世俗理性中非理性之自然性之改造和提升。当个体自由成为整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升之基点,启蒙方完成了其使命。这是历史理性之宏大叙事的一个永无终结的运动过程,解放生产力导致“劳动日的缩短”则作为其根本条件。这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含在从中国、希腊等古代思想传统到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四大批判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与前沿理论之中。当前需要在新语境下重新整理并复原这些珍贵资源,在实践中续写启蒙叙事。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