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序次Logistic回归,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及以数字反哺为表现的家庭支持对于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效果.数字反哺效果可分为习得效果和代理效果,研究发现:低龄(60-65岁)、居住在城市、社会经济地位高、认知和记忆能力强等因素正向激励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子女的数字反哺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影响不同;如果亲子见面联系频繁,将促进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增加数字反哺的习得效应,缩小数字鸿沟;如果亲子存在照料关系或亲子同住,将增加数字反哺的代理效应,扩大数字鸿沟.因此,政策制定与执行应兼顾不同群体需要,提供"适老化"通道,为老年人选择数字与非数字生活方式提供支持.     

代际传播数字沟的形成背景、社会影响及其调适

随着互联网及各种传播技术进入家庭空间,亲代逐渐丧失了在教化子代上的权威和优势,子代凭借对新技术的掌握而获得"反哺"能力,成为亲代学习新技术的"言传身教"者,在代际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亲子两代在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接入、使用上的差异,伴随时间的累积效应,将产生知识积累上的差异,数字沟由此产生。家庭内部的数字沟,是社会层面数字沟及其不平等的组成部分,将加剧社会的信息分化、冲击传统"亲孝"关系,使老龄化社会"雪上加霜"。为消弭代际数字沟,回应"积极老龄化"的时代需求,应开展面向老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活动,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网络平台;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质量,建立子代与父辈之间新型亲子关系。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基于网络社会的代际特征初探

本文把代际特征的研究置于网络社会这一现实背景下,就代际数字鸿沟、代际知沟及知识反哺等特征作了初步探讨,并得出相应结论。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殊困难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基于我国25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面板probit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助推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从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新型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入手，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中国式养老与代际项目的视域融合——基于百度和谷歌搜索的社会学考察

中国式养老以家庭为载体,以孝道为内核,具有较强的本土特色和儒家文化色彩,但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渐呈弱化趋势。借鉴国际代际项目发展经验,发展社会层面的"代际共融"极具现实意义,既可以为政策创新提供新思路,助推养老服务走向精准,也有利于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文章借助百度和谷歌进行网页搜索,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代际项目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式养老与代际项目在家庭支持、文化传承和资源共享方面已呈现出融合的趋向,但在活动可持续性、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以及项目专业化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建议围绕家庭支持、社区建设和文化共享,开展亲子、邻里和社会层面的代际活动,并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传承、教育共享和制度推动等手段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的代际共融。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探索

农村互助养老是指政府倡导下的,以老年人群体之间力所能及的互帮互助和情感交流为基础,以乡土社会内部资源动员、整合和赋能为核心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活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互助养老可以充分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社会成员参与养老服务,实现“互助—自助”,将“有所养”与“有所为”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嬗变、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以及维持“互助”关系的限制性条件等。基于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状况,提出厘清互助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异同、把刚需问题排在第一位、加强基层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劳—养”结合的互助模式、强化和完善家庭支持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