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置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成都将军的设置及其在治理川西藏区中的作用

清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土司的用兵结束后，为了加强对康藏及川西藏族的统治，乾隆帝特设成都将军，统辖八旗和绿营，治理川边。成都将军在维护川西藏族地区的稳定、保持川藏大道的畅通、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台台费与清代边疆经营

军台系统在清代西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台台费问题直接反映出军台系统的运转情形，并为动态观察清代边疆治理成本，讨论清代边疆治理效能问题，进而探讨清代大一统国家的边疆经营模式提供了观察窗口。本文以军台台费问题为着眼点，重点讨论了台费在军台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军台台费在“养赡蒙古”等清代边疆治理举措中所发挥的实效，进而考订了台费名目正式出现的时间、台费名目的丰富内涵以及台费征缴标准的来源问题，揭示出清代“经济务实”的边疆经营策略与大一统国家建设中“宏观灵活”的治理逻辑。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内涵及路径选择

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为边疆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新时代“治疆方略”是对传统治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须把国家疆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各民族团结奋斗和国家意志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同正在推进的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把边疆治理成效同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结合起来。应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治疆方略”的基本含义,正视边民和家庭是守疆护边“永不消失的哨兵”,城镇戍边是边疆治理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文化戍边是新时代“治疆方略”的新样态。实施新时代“治疆方略”的主要路径是：扎实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夯实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社会基础,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着力抓好边疆地区风险治理制度建设,精心打造边疆地区周边的命运共同体。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论新发展观、新安全观视阈下的边疆战略演变与兴边富民行动

在国家民委倡导下,于2000年启动了兴边富民行动,党中央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经过十几年建设,边疆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社会事业长足进步。十几年后的今天,将其置入于新发展观、新安全观视阈下总结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战略演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首先是从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地发展边疆、治理和稳定边疆角度,完成了中国边疆治理从"守边"到"发展"的思维转换,不能不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举措,在世界上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是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的正确选择。承担了大国责任,达到安邻、睦邻、富邻的功效。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