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本质、衡量与中国考察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口发展中形成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通过劳动力、储蓄和人力资本等促进经济增长。仅依靠传统的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通过就业人口修正以年龄界限作为划分生产性人口与消费性人口的缺陷,得到有效抚养比,再以人力资本为突破口,抛弃生产性人口的个体和时间同质性的隐含假设,得到能力抚养比。同时使用三个抚养比,对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进行考察,发现中国仍存在一段时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鼓励农村隐形劳动力转移,改革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深挖存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需加快积累人力资本,努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

对人口红利理论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结合人口红利期的判断标准对河南省人口红利期进行了界定,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人口红利对河南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在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实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人口红利趋缓背景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福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福建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福建省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福建省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从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的流通、就业机会的创造等方面着手,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

以云南省"六普"数据为基础,运用CPPS方法对云南省2011—2050年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云南人口红利的特点主要是:开启时间晚,闭合时间早;红利期短,约36年,其中真正人口红利期为21年。据此探讨了人口红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延长和拓宽人口红利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大。新型城镇化作为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在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对人口红利消失和新型城镇化现实考察及内在关联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给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从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优先设计、全民参与五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互动关系: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系统梳理人口结构变化与城市竞争力关系的理论观点,辩证分析两者互动关系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城市竞争力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经历了从城市经济活动的物质决定论到非经济因素的引入;另一方面,人口发展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能动作用越发凸显,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影响,而人力资本一直被视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人口文化结构、人口产业结构和人口迁移等五个方面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系紧密,现阶段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     

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

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现象暗示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消失,并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模拟分析中国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相关的人口措施产生的经济效应后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2025-203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下降到5513%。而相关的人口措施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与应对选择

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本文不同意那种基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解释。目前的担心是,我国经济已经处于通货收缩过程,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导致当期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增加。本文认为,我国仍处在人口红利收获期,目前的增速下降与2002-2012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同一关键驱动因素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变化及其乘数效应是拉动中国经济走出1997-2001年通货收缩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2002-2014年新增 GDP 的63%是新增房地产投资的贡献,同时又是推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驱动力量;另外,资源的"空间错配"和政府强化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正确的增速下降原因判断对于合理的应对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应对选择应当是：调整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使大都市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通过进一步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和打破垄断来激发市场活力。     

关于我国股利政策的探讨

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形式、股利支付率、股利政策的稳定性等现状出发 ,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股利政策实施的对比 ,客观地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从经济制度、股权结构、融资渠道、市场环境等方面剖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针对我国股利政策的不规范现状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提出了转变政府对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 ,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转变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 ,改善我国的法律环境 ,允许股票回购等建议 ,以达到规范我国股利政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