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论佛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当代欧美学术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即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解读佛教,或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探测佛教精神训练的神经生理机制。近年来,欧美学术界的这种风潮,也传入到中国学术界,并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现代化的一种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如何正确看待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术界的佛学科学化研究,是基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立场的,或者说是非佛教本位的。在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基于中国传统佛教的立场,去处理这种关系,是十分关键的。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较早开始思考佛学与科学关系的人,而他的见解,对于今天佛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佛学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学

佛学对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学为科学史学提供宝贵的史料;佛学蕴含着科学史学的新主题;佛学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等。佛学不但可以为科学史学提供独特视角,而且在科学史研究中介入佛学视角,也会促进世人对佛学、佛教,尤其是它们与科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新走向

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走向。其典型特征是过去那种简单落后的佛教传播方式被各种新型佛教传播方式所代替。具体表现为刻经处的建立、佛学院的创办、佛学刊物的印制以及新式佛学研究的盛行。     

隋唐佛教的十二大哲学命题

隋唐佛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佛教的名词术语较为特殊，义理较为艰深，这又给研究、了解带来了诸多的困难。本文简要地叙述了隋唐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在各宗派浩繁的教理论述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十二个佛教哲学命题，予以剖析。隋唐佛学的精要，于中可见一斑。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体论与汉代佛学之发展

本体论与汉代佛学之发展贾占新从本体的角度研究汉代佛学，是就佛学与汉代中土学术在思想建构方面的异同分合来着眼的。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鱼豢《魏略·西戎传》），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格局，但初传时期佛学演变的详情却不易谈，一是史料缺佚，承传线索晦而不明...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人类智慧之光——走进中国佛学

提起佛学,当然就要讲到佛教,因为,佛学是佛教的经典,讲佛学就是讲佛教的学说.但是佛教和佛学的概念还有一定的区别.佛教是一种宗教,除了有其完整的教义之外,还有一整套制度、仪式、信仰.而佛学则专指佛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学说,是佛教各种流派所遗存下来的学术著作和学术理论,内容大多是探讨宇宙、人生、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涉及哲学、宗教学、思维学诸多学术领域.我国的佛学博大精深,典籍汗牛充栋,其理论深邃幽微,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不是依托于一元性本体,而是植根于"心物浑融"或者说"主客观统一"的二元合一关系中.佛学本体论的基石是"缘起说".佛教缘起说中最基本的几种缘起观如印度佛教的业感缘起、中道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和中国佛教的真如缘起、法界缘起等,实际上都是讲心物二元的并生共起也即和合关系.佛学本体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性状,主要是因为佛教乃是一种特别强调"感性"的宗教,整个佛学体系都是以"感性"为原始根基,佛教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布里亚特的佛学研究

佛学作为研究世界性宗教之一——佛教及其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各种反映的一门科学,在我国具有悠久传统。早在上个世纪,俄罗斯佛学院就享有国际盛名。苏联的佛学研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所以它能够揭示亚洲国家包括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的佛教的阶级实质,并对佛教思想进行科学的批判。     

合川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特色

合川佛教属于与重庆长江系佛教文化相并列的另一大系嘉陵江系佛教文化单元，这是经由陕西、甘肃等地的剑南蜀道而传入的，是属于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合川佛教有两大亮点：从旅游角度来讲，是二佛寺的佛教艺术与雕刻；从佛学的角度来讲，是佛教的禅宗文化研究。抓住这两个主题，就能够将合川的佛教文化与佛学研究事业做好，为合川的佛教文化和旅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谛"理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发展

"二谛"理论是佛教学说中重要组成部分,对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二谛"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天台宗、禅宗这两个极具中国特色宗派的佛学思想中也得到继承和发展。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