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桂林以拥有甲天下的山水和与之融为一体的文化景观闻名于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为防止建设性破坏的蔓延和发展,本文在对桂林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城市规划与建筑及历代摩崖石刻与壁书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评介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这些珍贵遗产的若干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     

略论白鹤梁题刻的文学内涵与价值

现存白鹤梁题刻就其文学类型来说,主要有诗、铭、记、词等几种.其中除一般题记外,诗文题刻数量所占比重最大,而词类作品数量较少,且形成年代较晚.总体而言,白鹤梁题刻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调,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特征,这种纪实主要反映在纪人、纪事,以及记载石梁一带自然风物方面.白鹤梁题刻的上述文学特点,鲜明体现了有别于国内其它石刻文学的一些方面,同时大体勾勒了涪州地域文学发展的某个侧面.     

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生态与周必大的政治活动

宋孝宗继位以后,一改太上皇帝赵构的内外政策,对外不惜对金用兵,以收复中原失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夙愿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对内实行"独断",以防止大臣擅权。为此采取了"异论相搅"、不让三省和地方主要长官久任、重用近习等一系列措施,结果造成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以文学和政治见长的周必大,由进士入仕后一度受到孝宗重视,但由于他与众多大臣一起,多次反对孝宗的对内政策,因而前后二次受到排斥,出任祠官,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后期的周必大,除了清正廉洁不变,文学才能更加出众以外,政治上已缺乏锐气,变得"圆滑"起来,从而最终被孝宗视为心腹之臣,官至左丞相。     

宋孝宗“恢复”图治述评

所谓“恢复”,是指南宋孝宗即位以后,为恢复北方失地和提高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地位而进行的军事的、外交的努力.在南宋历代帝王中,孝宗以锐意恢复倍受封建文人、史家的交口称誉,并且对孝宗的恢复不成无不表示痛惜之情.由于以往的论著对这一史实研究不够,记载又失于简略,使人们对孝宗恢复图治的情况缺乏了解.本文将对孝宗未竟的恢复事业进行考察,并对其恢复方略进行客观评价. 一、隆兴北伐及其失败要全面考察孝宗恢复的全过程及其成败得失,首先有必要对金朝完颜亮南侵以来宋金关系的发展作一个概略的回顾。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治史,十分重视地下新出文献,但于石刻文献研究涉足较少。本文分析他对清人过信金石有所不满,认为古史资料应以群经诸史为多数之所汇集,金文古刻仅为少数脱离之片断,重视石刻,但不泥于石刻。他于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且多曾求取普拓,备校众本,在四裔民族史研究、李唐祖籍及氏族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诸方而,均曾依凭石刻文献,取得可观的成就。     

经济危机后桂林旅游市场的现状分析

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为导火索的这场经济危机,对旅游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桂林作为中国旅游名城,受到的影响显而易见.本文从经济危机爆发后,桂林旅游业经营现状入手,通过对08年和09年桂林旅游市场现状对比分析,得出经济危机对桂林旅游市场的影响以及桂林旅游市场恢复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最大限度的减轻这些负面影响和发展桂林旅游业,政府、旅游行政部门、旅游企业都要做出努力.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