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上)

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的关系,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批判梁漱溟”运动中多有人论述。其时,人多以为梁漱溟属柏格森一派的唯意志论。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印象仍未消除。吕希晨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亦从此种角度出发分析梁漱溟的哲学。虽然这些论述都有偏颇之处,但梁漱溟思想和柏格森哲学有关系已为学术界许多人认定的结论。连梁漱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朝话》一书的《中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他说过:“中国儒家、西洋生命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２０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评梁漱溟早期的文化观

<正> 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的改造与重建几乎是梁漱溟一生的事业.1921年,梁激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这就是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人类文化三期发展的理论.这种观点在他一生中一直没有改变,以后的工作只是在哲学上给以论证.梁漱溟的文化观在思想发展上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标志;后期则集中表现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中.前期的文化观主要是提出了人类文化三期发展说,并预言未来的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后期文化观则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休谟的人性哲学和斯密的人性经济学

休谟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哲学构成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直接哲学前提。他的人性研究启发斯密从人性中寻求人类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他对自然的诉求和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而他的同情学说则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道德心理学基础。休谟哲学的影响使斯密的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使其置于深厚的人性论、知识论和道德论基础之上，使其与后来的纯经济分析相比，更能满足寻根究底的智力要求。     

论柏格森哲学

论柏格森哲学黄颂杰“五四”时期，柏格森哲学和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同是流传到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派别。１９１９年梁启超在巴黎会见过柏格森，对他深表钦佩，梁所组织的尚学会翻译了柏氏的三本主要著作。陈立夫的“唯心论”、梁漱溟的新儒学都吸取了柏格森的生命哲...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1907年，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建立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哲学体系。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相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淇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人。一、柏格森的生命冲动…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科学观探析

梁漱溟的科学观中,既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梁漱溟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指出科学与哲学之别,在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易家生生哲学的感悟之下,同时提出以"意欲"为核心概念的"文化三路向"说.他试图调和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得相容并存.虽然他的文化理论当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提出世界文化的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复兴,通过复兴儒学来消解科学的弊端,这种弘扬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精神难能可贵.     

梁漱溟的责任观与责任的层级

责任观是我们观察梁漱溟重建儒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他提出儒家的伦理学以义务或责任为核心,由此阐发儒家责任观的多重含义。他提出"以对方为重"和"互以对方为重"两个主题,从中可引出三种不同的责任观念,即本分、尊重之责与敬重之责。对每个人来说,他主要靠"理性"的认识机制体认其所应担负何种责任。梁漱溟没有对上述三种责任的关系进行说明,这就留给后人一个课题:如何在一个更广的责任层级理论中理解梁漱溟的责任观的意义。根据主体的道德认识程度,可大致把责任分成四个层级:义务;本分;责任;使命。梁漱溟的三种责任观念分别触及责任的后三个层级。尽管梁漱溟对责任观的讨论不太系统,概念表述也有点混乱,但他阐发的儒家责任观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对于责任概念的多维认识和对责任人格培养之途的新探索。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轨迹与渊源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是士大夫主体以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架构的变化为深层动因,以儒家仁学精神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摄取佛老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追求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为目的的道德学说,体现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和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形成是对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与提升,标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儒家是"结构性伪善"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邓晓芒先生认为儒家在认识论上没有自我意识,在伦理学上缺乏自由意志.他称儒家学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伪善".这是邓晓芒从普世伦理的立场出发对儒家展开的严厉批判.但是,邓先生的批判并没有建立在对儒家和康德人性论耐心的比较基础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独断.通过仔细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康德和儒家人性论是相通的,彼此的差异是中西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造成的.因此用康德来贬低儒家,用西方哲学来矮化中国哲学是没有根据的.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试论二程性理合一的道德学说

性理合一是二程伦理哲学的重要特征。由性理合一至天命之性，二程将传统儒学的人性论上升为本体论。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二程既论述了人性本善的宇宙本体之源，又阐发了实际存在的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二重性。相对孔子而言，同思孟学派一样，二程表现了较多的平民意识和平等观念。以人性为依据，二程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性，至今依然可取的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二程的性理合一的道德学说，为儒家伦理道德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提供了新的哲学根据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