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宿命中的漫游——析《鲜血梅花》的戏仿反讽色彩

余华的小说《鲜血梅花》从文本题目、文本语言和情节结构上看,都带有父仇子报式武侠小说文体类型的明显特征。在父仇子报式武侠小说中,情节模式与情节内涵高度一致。从这种关系看《鲜血梅花》,其情节模式与情节内涵却是相悖的,即仿武侠的情节与非武侠的旨归悖反地结合在一起。对武侠小说的戏仿色彩和反讽态度意味着余华对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及其背后道德伦理根基深刻怀疑。     

颠覆与回归——论《鲜血梅花》的叙事结构

1989年是中国先锋派小说形式创新势头逐渐减弱的一年。创作于这一年的《鲜血梅花》体现了作者余华在特定历史时期文本创作的过渡性和复杂性。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对该文本进行深入的结构分析。分别从文本的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等三个层面分析论证《鲜血梅花》在叙事结构上呈现的复杂面貌,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武侠叙事予以颠覆,对传统古典价值予以否定,表现了先锋派反传统的特质,另一方面文本叙事开始向故事性、历史性回归,显露出一些作者回归现实的先兆因素。     

在裂变与沉淀中行进——2009年余华研究综述

当代众多作家中,余华是极具个性的一个,也是在创作上极富才情的一个,其作品亦备受评论家关注。2009年余华研究论文篇数近百,比历年都多,无论是对叙事、语言还是作品意蕴都有深入解读。文本研究方面,《兄弟》依然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颇有意味的是,前两年达炽热状态的《兄弟》研读今年在国内渐趋冷却,只剩喧哗后的余响,而在国外却方兴未艾。另外,很多评论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余华的创作风格及＂转型＂,从不同角度挖掘其风格成型原因及＂转型＂程度深浅。本文以此为据点,对2009年的余华研究作出综述性解读,力图为众多余华关注者和评论家客观地展示出该年的余华研读现状。     

超越？乏力!——从《兄弟》看余华创作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的悖反

2005年余华推出了所谓＂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兄弟》。《兄弟》折射出余华超越以往的决心和宏大叙事的野心,但是作品产生的阅读效果却与余华的初衷大相径庭。本文从余华试图超越但创作乏力两方面分析两者产生悖反的原因。     

《周易》“涣”卦新解

根据《周易.乾卦》对＂元、亨、利、贞＂的阐述,从＂礼＂的维度来对＂亨＂加以重新解读,并将之贯彻到对《周易》＂涣＂卦的重新认识上,得出《周易》＂涣＂卦的内在基本含义为＂礼＂;《说文解字》对＂涣＂的解读,打通了＂涣＂、＂亨＂、＂礼＂三者之间的内在含义的一致性。这不仅突出了＂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大指导意义,还为重新解读《周易》提供了契机;既有助于深入发掘其中的理论资源,也为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消除忧患和防治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余华:用死亡来放大人类的处境

评论界普遍认为,自90年代初余华小说创作发生了转向:由先锋回归到现实。先锋侧重于形式,现实也不过是一种方法。余华90年代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一个地主的死》等日常的经验增多了,形而下的描述加强了,但就此以先锋/现实的二元对立论之,恐怕有皮相之见的嫌     

焦虑状态下的生存悲剧——《现实一种》的社会学解读

余华的《现实一种》对暴力和仇杀的镜头式描写使人震惊,引起了人们对于暴力和人性恶的讨论。非常态的生存环境对这一悲剧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应从人对于确定自我存在的外部寻求这一视角来解读该篇小说,分析焦虑状态下人的生存悲剧。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偶然:余华小说叙事的神话

偶然，是余华结构作品的常用方法，并贯穿余华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成为余华叙事的神话。在以苦难为中心话语的创作中，这一手法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但由于叙述方式的不同各作品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同样是出示苦难，《现实一种》是悲剧，《活着》是正剧，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喜剧，从中可以看出余华叙述的成熟。     

绝望者的寓言--从《变形记》和《现实一种》看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

本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以《变形记》和《现实一种》为例,分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中国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影响。 余华不仅在叙述风格上,而且在小说意义的处理方式上和情绪浸染方面,均与现代文学鼻祖卡夫卡遥相呼应。     

解放区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探析——以解放区小说批评为考察对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批评以政治标准为中心的批评模式成为主流。这种批评模式以《讲话》作为文学批评的＂标杆＂和衡量文学作品的＂砝码＂,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奉为文学批评的信条,甚至浓缩为＂唯政治＂的一维标准,依据无产阶级的政治眼光、政治思维及政治观念来解读、评判文学作品,追求作品的政治倾向及现实社会效应。生成＂一基点与三维度组合＂式批评思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式批评逻辑两种批评新＂成规＂。文学批评逐渐转变成为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化规训与惩罚的手段。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西方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文章通过对余华近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解读和分析，从四个方面说明余华受西方作家影响较深：受博尔赫斯的时间理论影响，余华在叙述时采用重复与循环的叙述结构；罗兰·巴特的“零度理论”让余华在写作中情感零度介入；川端康成清丽的语言一直影响着余华，让他的语言风格从“铺张扬厉”转变为“清新质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对苦难的超脱和激烈态度，被余华分别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表现方式。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女人，男人，女人和男人

赖声川让女人说相声,是一出貌似喜剧的悲剧;余华的《兄弟》则在舞台上变得干净了国庆长假的时候,抽空看了两场戏,一场是赖声川的《这一夜,women说相声》,另一场是根据余华的小说《兄弟》改编的同名话剧,赶巧了,一个说的是女人,另一个说的是男人。《这一夜……》系列是赖声川的得意之作,像《007》一样可以一直     

公选课“司马迁与《史记》”教学模式探微

开设＂司马迁与《史记》＂全校公选课,对引导大学生回归原典、立身成人和探究治平天下的道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见微知著,讲史明心,塑民族之魂＂的教学理念,综合运用传递——接受型、引导——发现型、情境——陶冶型等多种教学模式,融讲史、审美、释义、解经于一体,在教学实践中摸索一条适合大学公选课堂的《史记》解读之路。     

从人道主义到女性主义——论20世纪80年代三部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特征

上世纪80年代＂人的重新发现＂之后,表现人道主义、主体性等＂冲破禁区＂的理论形态和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此时期很多女作家代表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逐渐从人道主义思潮中浮出,结合刘再复先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解读《人啊,人》《人到中年》和《方舟》三部小说,可以探寻女性主义如何从人道主义中生发出来并从根本意义上保证了人道主义概念上的完整性。     

《活着》:一部描写生存镜像的寓言

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对生存镜像的书写冷峻、超然。本文从生命意识、苦难意识、死亡情结以及叙事策略等方 面对该作进行解读,并试图找寻一种解读和把握余氏作品的可能。     

由《现实一种》谈余华的冷漠叙述

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现实一种》围绕人与人,尤其是亲人之间的暴力及死亡而一一展开。在作品中,余华以一种纯审美的冷酷性和客观性一丝不苟地描述着人性作恶的每一步程序。《现实一种》这种在内容上的杀气与形式上的平静则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他的冷漠叙述。